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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說詢問什麼是個人的奇遇、探究心靈的內在事件、揭示隱秘而又說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會的歷史禁錮、觸控鮮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無法捕捉的過去時刻或現在時刻纏綿於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狀，等等等等。 “小說是歐洲的作品。”昆德拉的這一斷語差不多在說，小說的興起是現代性的標誌，儘管古時候已有敘事，但還不能稱之為小說。小說是現代性這塊銅幣的另一面，上面印滿了歐洲近代四百年中無數的個人生活的花紋，“小說的道路畫出來就像與現代平行發展的一部歷史”。 昆德拉說近代哲學遺忘了人的生活世界，實為誇張。笛卡爾讓思想的原則數理化，哲學思想才幾乎主要成為自然世界觀的表達，才變得與關乎個體的人生敘事無關。在這一意義上說，小說的興起是近代科學世界觀造成的結果還算恰如其分。但是，昆德拉難道不知道帕斯卡爾、伏爾泰、哈曼、赫爾德、基爾克果、費爾巴哈、叔本華、馬克思、尼采？這些哲學思想家哪一個不關注人的生活世界？如果昆德拉不是對近代哲學思想的歷史無知，這種忽視就是故意的。 昆德拉故意忽視近代哲學的非理性一面的理由，是否就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既然近代哲學思想家並非個個不關注人的生活世界，“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就不是僅僅因為小說關注具體的人生。 究竟什麼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稱塞萬提斯為歐洲小說的開山祖，他以為可以透過回答“塞萬提斯的偉大小說想說明什麼？”來回答這一問題。 據昆德拉說，塞萬提斯的小說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種明確的、可以解決人生悖論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連串生命疑問。塞萬提斯棄絕了對一個善惡分明的世界的渴望，棄絕了宗法式的生活倫理的慾望：“在理解之前進行判斷，諸宗教與意識形態即建立於此慾望之上”。說到底，塞萬提斯的小說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肯定或認可了人生的道德相對性和模糊性。這才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說在現代性這塊銅幣的歷史花紋上刻寫的道德紋章。小說的真正敵人，不是近代的哲學和科學，而是現代之前的宗教－道德倫理的生活教條：區分善惡和對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 當上帝慢慢離開那個領導宇宙及其價值秩序，分離善惡並賦萬物以意義的地位時，唐？吉訶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認不出世界。世界沒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現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體為數百個被人們共同分享的相對真理。就這樣，誕生了現代的世界，還有小說，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正規化。……塞萬提斯使我們把世界理解為模糊不清，要面臨的不是一個絕對真理，而是一堆相對的互相對立的真理（這些真理被併入人們稱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擁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無把握，這同樣需要一種偉大的力量。（《藝術》，4頁） 好清楚，不是嗎？這哪裡是在講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們所謂的小說技巧？ 小說的興起——或者現代性的出現，根本是一個道德事件。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話就可以說完：原來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惡的上帝，如今，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誰和如何被放逐的，還不清楚。不過，這無關弘旨。重要的是，這一事件發生後——上帝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後，人生就成了一個充滿不可解決的道德悖論的過程。在此之前，人生過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