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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論家羅蒂（Richard　Rorty）對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從他的小說中得到過不少啟發。據羅蒂說： 尋找基礎與企圖重新描述之間的不同，恰好標示著自由主義文化與舊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異。因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義文化是一個徹頭徹尾啟蒙開明的、世俗的文化：這個文化絲毫不殘留神的遺蹟——不論其是以神化的世界還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這個文化不相信人類應該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負責；這個文化丟棄或徹底重新詮釋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獻給真理”和“滿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過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們有能力不再認為下面這個觀念有用：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無法從其他同樣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得出他們生命的意義。在這理想的自由主義文化中，“相對主義”的警告，質問社會制度是否在現代已經日益“合乎理性”，或懷疑自由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不是“客觀的道德價值”，統統會令人覺得莫名其妙。 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與自由主義倫理相對照，顯得是現代生活世界中的舊文化形式，因為它們仍然在尋找人類生活中確定、共同的價值“基礎”。儘管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對這“基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卻是一樣的：都是一種神義論的倫理。神義論倫理就是過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裡，神的現實性規定了人的可能性。現代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陷阱，“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麼？”（《藝術》，38頁）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構造出歷史理性的新神來重新規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義倫理學則竭力施展招魂術，要把過去的神重新喚回到現代社會中來，讓人不要掉進現代社會的陷阱。在自由主義倫理學看來，透過重新描述（講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現的場所。自由主義小說從事的就是這種重新描述的事業，它使小說不再具有所謂的“文學性質”，而是承負人生的意義證明的重負，“建議人們如何修改道德示範和顧問的準則”（羅蒂）。 人生的意義問題由小說家、而不是由神學家或者形而上學家來回答，表明人生的意義證明由神義論變成了人義論。昆德拉所謂小說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就是這種人義論的人生意義證明。對昆德拉來說，小說既不是供人茶餘飯後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會革命的動員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尋求在不確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條件。 前現代的宗教－道德價值觀的墜落與小說價值觀的興起，是神義論與人義論的嬗替。人義論的出現的確與小說大有關係，昆德拉對此不乏敏感。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學時，忘記提到透過小說敘事使人義論出場的一位關鍵人物——鼎鼎大名的盧梭。 盧梭是人義論的理論大師，也是一位小說家，他的自傳體敘事名義上是《懺悔錄》，卻並不像奧古斯丁或托爾斯泰那樣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過，而是在傳統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與生俱來的善和惡。“奧古斯丁讓他的社會公民為懺 悔自己的過失與善行做見證，在盧梭的《懺悔錄》中，社會公民上升到最高判決人的位置上去了，萬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淪為人類法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