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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聽力。”

沈青愈加驚惶地看著他。他卻用一種彷彿在講述其他人的故事一般的口吻繼續說道：“這次離家出走也是因為他。去年我在學校不小心得罪了幾個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就把自己的球鞋放在我的衣櫃裡，然後在體育課上誣陷我偷了他們的鞋。那個體育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罵我品行惡劣、不知廉恥，還用捲起來的書狠狠地敲我的腦袋，逼我承認和道歉。我說我沒偷，他就帶著全班同學一起罵我‘小偷’。我就這麼被他們罵了一個月。後來，那幫人的圈子裡有個男生被欺負了，就把他們那時陷害我的事情說了出來。那體育老師向我道歉，我說：‘那你也讓我用書在你的腦袋上敲幾下吧，不然踹你幾腳也可以。’體育老師愣了一下，抬手就甩了我一耳光。我於是也毫不猶豫地扇了回去，因此被停課送回了家。學校的領導說，如果我不好好反省跟老師道歉的話，他們就會將我開除。我回家的那天晚上，那混蛋二話不說就拿著掃把上來抽我，逼我跟老師道歉。我說我沒有錯為什麼要道歉，他頓時抄起一張矮凳朝我扔了過來。那天我被他揍了半個晚上，渾身上下全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可是我還是沒有鬆口說要道歉。他就威脅我說；‘如果不道歉的話就給我滾出家門。’所以我就滾出來了。現在已經過去半年多了，他連失蹤人口都沒有上報，估計是怕警察知道他在家那點事，影響他領綜援吧。”

“所以，我有時寧願自己是孤身一人，也總比跟那麼一個混蛋一起生活強。坦白說，那天從那個家裡離開的時候，我心中反倒是覺得輕鬆了不少。”他莫名地笑了一下，眼睛裡沒有一絲悲傷或憤怒。

沈青心中感到十分難過。不過她又覺得這少年最痛恨的可能就是其他人那種根本無法與他感同身受的憐憫和同情，於是她只靜靜地聆聽而從不表達悲憫。而正是因為沈青這種不做多餘嗟嘆和評論的態度，使嘉文也越加沒有顧慮地在她面前談論自己的父親和從前的生活。當然，每次都是以一種旁觀者的口吻。

他說他的父親從前是個公司職員，因為有利可圖，三天兩頭地去街頭參加社會運動，跟著別人一起反對專｜制政權和老大哥。＇2＇後來公司裁員，他失業了，於是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開始像所有的無產者一樣憎恨大公司和資本主義，並且跟另一幫人一起在街頭舉著標語反對他曾經代表的那個階級。嘉文堅信，如果共產主義不能給父親的生活帶來任何改變的話，他會像拋棄自己以往所有的主義和立場一樣拋棄馬克思和列寧。說到底，那男人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投機主義者。

他也會不經意地說起自己離家出走不久後在街頭流浪的那些日子。他說自己最慘的那段時間，身上一分錢都沒有，窘迫到需要去公園裡挖野菜吃。他也想過要去超市偷一些吃的，可是最終都放棄了——這少年有著自己固執而奇怪的堅持，他認為偷書的人至多算是行為不端，偷麵包的人就只剩下可悲和可憐了，這無關信仰，只關乎尊嚴。後來，就在他以為自己要死在街頭的時候，梁正林收留了他，並且給了他一個雖不體面卻至少能遮風擋雨的棲身之地。他因此對梁正林懷有一種感激涕零的尊敬，也愈發地因為上次失火的事情感到愧疚。前些日子，他果真像對沈青承諾的那樣在輪班時四處去打短工，隔兩三天就偷偷地往收銀臺裡放些錢，雖然數目上微不足道，卻使他在夜裡不至於因為羞愧而無法成眠。

同樣地，沈青也開始在嘉文面前說起了自己的事——這在沈青心裡首先是一種義務，她隱隱覺得，嘉文每每毫不避諱地與她分享自己的事情，而自己卻什麼都不肯透露未免有些不妥。同嘉文一樣，她在說起自己的家庭和過往經歷時，也從不刻意兜售痛苦和悲傷，那些故事往往經由某個自然隨意的話題，以一種若無其事的口吻述說，從而省去了許多需要醞釀情緒、措辭或者某種恰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