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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將所有醫院所有醫生貶的一文不值,如評論所言,是社會的毒瘤”,如果你看過小說,相信不會得出這種印象。
之所以將小說定名為“底線”,是因為在我的觀念中,一個正常的社會不僅一般民眾有所謂道德“底線”,社會的價值與良知更應為一些階層所支撐。如教師,如記者,如法官,……當然還有醫生。如果一個社會連這樣的階層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線”陷落,應當引起憂慮。
然而,在我的生活環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線”崩潰。周圍的人初始還會義憤,時間久了,紛紛變得麻木,以為生活就是這樣,雖不理想,但無力改變。
我在《底線》中寫到的魯小兵並非通常意義的壞人,他大學畢業後,先作為援助專案在國外工作了兩年,回國後的現實與想像有極大落差。魯小兵工作很辛苦,醫術也並不差,但總比旁人掙得少而且少很多。鬱悶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這才得知另有掙錢方法。他也有過內心衝突,但其心理“底線”終於隨著對金錢追逐的情勢一點點陷落。作品只是客觀展示了這個過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過早去世寫過一篇短文,談了“相對貧困”問題。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飛速發展,民眾生活有了過去無法想像的提高。許多家庭在溫飽之後,擁有了住房和汽車。但人們並不滿足,相對於幾十年前的物質饋乏,人們普遍對金錢有了更多焦慮。
這也許是社會轉型期無法避免的一個階段,我無意對此作出道德評價,卻希望人們在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中,關注精神的平衡與健康。
應當說,《底錢》寫到的醫院生活遠不是最腐敗的,不久前中央臺《新聞調查》播出的哈爾濱一家醫院發生的故事,要怵目驚心得多。而媒體最近幾年更是揭出許多無法想像的腐敗與黑暗。
這裡,我想披露有關《底錢》的一點“花絮”。
我的長篇小說《新星》、《龍年檔案》都是在《當代》發表的,記得編輯部看過《龍年檔案》之後,曾說“柯雲路從現實主義作家轉變為浪漫主義作家了”。我當時對此評價大不理解。編輯認為,《龍年檔案》中的羅成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義想像。當然,後來媒體大量報道了時任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的事蹟,而《龍年檔案》中相當一部分生活即取材取此。
《底線》寫好後,我很自然地將稿子投給《當代》,而這次他們做出的是另一種評價。認為作品太寫實,而文學應當不同於生活,應當有激|情和夢想。
不久前,北京臺連播了這篇小說,我從聽眾那裡得到了許多相當正面的反饋。他們認為這篇小說寫得好,寫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樣是讀者,對這部作品的閱讀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訴你這些,是想說明,即使同一個人的不同作品,其風格樣式也是不同的。《龍年檔案》的激|情和理想,一點也不妨礙作者看到社會的腐敗和黑暗。
說到這裡,還想說一點題外話。幾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幫”統治下,有所謂“三突出”原則,現在的年輕人對此可能會一臉迷惑。那時的所謂文學,只許寫光明面。《底線》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能發表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時代的進步,一個自信的社會才能容納批評。
我在醫學界有許多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醫術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國著名的兒科專家,幾十年來兢兢業業,視患兒和他們的親屬如家人一般。她身體不好,常常拖著疲累之身帶病工作,現在七十多歲,還四處講課帶學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的生活也不寬裕的情況下,仍會盡最大可能幫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潔堅持至今,每有患兒親人送來謝禮,她總是如數退還;實在無法退還的,會將高於同等價值的錢及時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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