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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了下賀錚又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打擊下，赤果果的暴力和強權已被國際社會所唾棄。西方發達國家被迫改變了殖民統治的方式，採取更隱蔽的、間接的殖民侵略手段新殖民主義，也就是利用其經濟優勢，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把已取得政治獨立的國家置於它們的控制之下，以使這些國家繼續充當其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財富。

軍事、政治侵略的目的是經濟侵略。國家政權和跨國公司是新殖民主義經濟侵略滲透的兩大支柱。目的就是控制不發達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控制該地區的自然資源、人力和市場。新殖民主義還常常煽動其他國家的國內民族主義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也有濫用貿易壁壘、經濟制裁、反傾銷等等手段以達到其經濟目的。經濟侵略的目的，資本家除了直接獲取最大利潤，發達國家統治者還有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作用。

如果是豺狼來了，迎接他們的是獵槍，可是打扮著溫文爾雅，西裝革履的，這心是黑還是白，是否是偽君子還是騙子，還真難判斷。”

這正是賀錚最擔心的地方，剛剛開啟國門的神州，就像是無知的孩子似的，會被糖衣炮彈給欺騙腐蝕的。

“你說的我們都知道，課本上寫的明白著呢！”顧展硯擺手輕笑道。

賀錚想了想又道，“文化入侵，如伊朗，傳統的******教義，與全盤西化發生激烈的衝突，結果很明顯，變天了。”

路西菲爾繼續說道，“新殖民主義與正常的經濟文化交往實際界限其實很模糊。當今，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真正出現和突出表現，只有到了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以後，特別是在西方列強對東方國家實行殖民侵略政策、東西文明衝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才逐漸成為現實。近代以來，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其先進的生產力和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治軍事優勢，不僅對相對落後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和政治壓迫，而且同時也進行文化滲透，搞文化霸權。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因此而變得更為突出和明顯。文化安全正是伴隨著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現的。”

顧展碩隨聲附和道，“舊殖民主義者強加自身的社會文化，宗教和語言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屬國，實行奴化教育。法國作家阿爾封斯？都德優秀短篇小說《最後一課》以普法戰爭使法國阿爾薩斯淪陷，普魯士軍隊強迫小學改學德文的事為題材，透過描寫最後一堂法文課的情景，刻畫了小學生小弗郎士和鄉村教師韓麥爾的形象，反映了法國人民深厚的愛國感情。”

賀錚體會頗深地說道，“抗日戰爭期間，偽滿洲國則強迫學校改學日文。這種現象在舊殖民主義十分普遍。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大批傳教士隨著帝國主義軍隊和槍炮來到中國，其中除個別人進行正常的傳教活動，同情中國人民的苦難和反帝愛國運動之外，絕大多數傳教士與當地軍閥勢力勾結，建立教堂，創辦學校，利用宗教進行種種罪惡活動。在上海各學校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現代社會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和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

在中國革命高漲，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加緊干涉，文化侵略也進一步升級。他們一方面利用在華出版的報紙，如：《字林西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