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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掐斷了，沒有任何人通知他的行蹤。

張建中說：“他不可能跑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吧？”

“或許，他總會回到一個熟悉的地方，但目前而言，躲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更能避開我們的視線。”

另一位警察說：“我們已經發了全國通緝令，但在短的時間內發現他蹤跡的可能性非常小。”

張建中便問國資辦的人：“廠長和楊副廠長還頑抗到底嗎？”

“他們都不承認與老井有任何瓜葛。”

也就是說，目前，很難定他們的罪。雖然，可以因他們與餘麗麗的不正當關係給予處分，但他們侵吞的財產卻無法追回。

“知道只是定他們亂搞男女關係，並不能把他們怎麼樣，如果，承認與老井有經濟關係，性質就不一樣了，所以，坦白交代罪責更大，便都存有僥倖，希望我們抓不到老井。”

“必須摧毀他們的僥倖心理。”張建中問：“林副市長有什麼指示？”

“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能不能移交公安？”

由國資辦處理多少還是內部談話，移交公安處理就帶有審訊的性質了，或許能起震懾作用。

“這個要請示。”

張建中沒點頭，也沒搖頭，心裡卻想，是不是可以先斬後奏？從某種角度上說，請示是一種怕負責任的行為，而請示更多是推卸責任，給領匯出難題，如果，對追查有利，為什麼一定要請示？就不能大膽地把責任承擔下來？

“先跟楊副廠長談。”柿子總是找軟的捏，張建中說，“由公安的同志跟他談。”

國資辦的人小心翼翼地問：“這合適嗎？”

“沒有什麼合適不合適的。”

“至少，也要請示主任吧？”

張建中很堅決地搖頭，說：“不用，這是糖廠的問題，作為廠長，我可以做這個決定。”

國資辦的人還是不放心，說：“主任不會怪你，但會怪我們。”

“你就說，是我不讓請示的。”

自從接受國資辦的審查，廠長和楊副廠長就一直住在廠裡的接待所，被監護起來，除了接受審查，就是呆在接待所裡寫檢查材料。開始幾天楊副廠長還寫一些與餘麗麗的瓜葛，涉及到經濟就也像廠長一樣嘴硬，說他沒什麼要交代的，便用沉默與組織抗衡。

楊副廠長被喚到張建中的暫時辦公室，見屋裡坐滿了人，很客氣地跟每一位打招呼，還掏出煙來一個個敬。

張建中制止他，說：“你老實交代你的事情比什麼都好。”

“要說的，我都說了。”楊副廠長說，“你們不能相信餘麗麗，更不能相信廠長，我與餘麗麗是有不正當關係，但都是過去的事了。而且，也是她主動的。”

“今天，叫你來，不是要你說這些。”

“那我就什麼要交代的了。”

“有沒有？不是你說了算，也不是我說了算，要公安的同志說了算。”張建中說，“今天，主要是公安的同志跟你談，我和國資辦的領導只是旁聽。”

楊副廠長這才把目光移到幾位公安警察身上，有一位是轄區內的警察，彼此認識，另兩位卻是不認識的。

認識的警察說：“我先介紹一下吧！”

他指著中年警察說，這位是經偵科的科長。又指著一位年青警察說，這位是經偵科的科員。

“老井的案子已經移交市局，他們是專門負責這個案子的。”

楊副廠長忙表態，說：“我一定配合，一定把我知道的都提供給你們，希望你們早日把老井抓回來，證實我的清白。”

中年警察笑了笑，說：“今天，我們的目的，不是要你提供老井的行蹤。其實，你和廠長，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