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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隨後記者開始進行第二項工作，那就是諮詢如何把有關黑哨的線索提交公安機關。在司法尚未介入掃黑前，《球報》曾懸賞5o萬元從民間徵集掃黑證據，這些證據有的很有價值，但以前苦於沒地方受理，現在司法既然介入了，這些證據就應該交給公安機關。宣武分局對本報徵集到的線索非常重視，一位領導在開會間隙聽取了分局一位負責宣傳人士的彙報，並代表宣武分局正式向本報索取證據。

離開宣武分局時，記者拿到了一張字條，上面詳細寫著分局在豐臺區看守所的詳細地址，還有辦案組的聯絡電話。“請你們下午兩點帶著證據到看守所，一位姓勝的同志在那裡等你們，他是龔建平一案的負責人，”分局一位負責人說，“你們的證據我們很需要，謝謝《球報》！”

這張字條很重要，它不僅使我們可以直面龔案的辦案人員，而且也是《球報》懸賞徵集掃黑線索這一舉措的最好小結！

二進看守所

下午的看守所有些冷清，偌大的院子裡看不見幾個人影，只有屋頂的警察還在來回巡視。與上午的際遇不同，這次我們可以自由進入看守所的大院了。

見到預審官勝國樑之前，還有一段小插曲。有兩位警察神色慌張地到處找人，看到記者他們馬上攔住：“剛才是不是你們到看守所裡到處拍照？這裡未經允許是不能隨便拍照的！”

當得知我們是報社記者時，兩人又到別處“搜尋”。搜到門口，一輛紅色桑塔納正準備離開，車子後座上真有一臺攝像機。原來“**”的是北京某電視臺的兩名記者，他們不知用了什麼辦法逃過了門衛的監視進到了看守所的大院裡，並且架起機器進行拍攝。很顯然，他們也是為龔建平案件而來，但也註定只能拍些大鐵門和鐵絲網而已。

接待員把記者領到看守所辦公樓的2o3房間，勝國樑已在自己的辦公室等候多時。簡單問明記者的來意後，他就坐在電腦前仔細閱讀本報徵集上來的相關線索，遇到重要的資料時還在筆記本上認真記錄。記者一邊解釋線索中的有關內容，一邊與勝國樑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

“勝主任（勝國樑為預審處副主任），外界關於龔建平受賄1oo萬的傳聞是否屬實？”

“媒體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只要不犯法我們就管不著。”

“龔建平被抓的真實經過到底是怎樣的？”

“報紙不是都報完了嗎？（笑）”

“龔建平是否交代了什麼重要的線索？”

“這個我不能說，這是我們的紀律！”

當記者詢問現在媒體是否能採訪龔建平時，勝國樑反問：“你們有什麼理由去見他？他的家屬都不能探視，只有他的律師一個人才可以。”

抄錄完相關證據後，勝國樑問：“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線索？你們能否找到這些線索的提供者？”問及案子的前景，勝國樑的回答意味深長：“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

這就是我們與勝國樑談話的全部，雖然沒有讓人振奮的資訊（其實也不可能有外界期待的“猛料”），但這畢竟是迄今為止媒體所能做的最前沿、最真實的採訪。畢竟，每個涉案人員的命運如何，不能是靠猜測，而是要由法律來裁決！

………【獄警日記（連載）（171）】………

我一生為人處事“膽小謹慎”，這是我自知之明的評價。但我還是做過三件“大膽”的事，用東北的話說；那叫真“虎”啊，說說這三件事能雷倒多個……

（1）七十代初，我當兵在現在的內蒙古昭烏達盟（當時劃歸遼寧省｝巴林右旗幸福之路公社，哪年我們已經從老百姓家搬進了自已蓋德營房。我當兵在一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