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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距離，在得知起義軍西撤的訊息後，多爾袞命令阿濟格和吳三桂等追擊，自己在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

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原來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東等人還曾出面維持了兩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後在慶都（今河北望都縣）和真定追上起義軍，起義軍作戰失利繼續西撤人山西，奉命追擊的清軍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見，戴笠等人說，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當天，吳三桂和清兵（即所謂“白旗兵”）已經跟蹤到城下，並且在北京同起義軍作戰，完全是信口開河。

既然這次“北京防守戰”從頭至尾都是虛構的，所謂李巖參與指揮的說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據。

再次，關於李巖在北京的其他活動。據說，李巖在北京還有兩件“義舉”：一是出面保戶天啟皇后張氏（即懿安後）自盡；二是派兵保護杞縣狀元劉理順。

這種“義舉”，顯然是封建史家為了美化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巖毫無關係。據明內侍趙璞的口述，張後是劉宗敏命人送回孃家之後自縊的。至於劉理順之死，楊士聰曾直截了當地指出：“理順家眷俱在杞縣，止一妾相隨。有幼子託薛所蘊，薛後從賊，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稱妻妾四僕俱死及賊為羅拜者謬！”

（四）關於李巖因讒被殺的問題

李巖的結局，據說是這樣的：

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拓城諸縣令為丁參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巖日：“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故動，即動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勸從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日：“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必不制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

金星日：“巖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巖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眾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巖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並其弟牟執而戮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嘆：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席捲歸秦矣。…

類似記載見於《平寇志》卷十一、《國榷》卷一百二、《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後鑑錄》以及《明史》等書。在李巖被殺的時間上，毛奇齡的《後鑑錄》是列在李自成放棄北京但還未進入山西的途中，按時間推算當在五月上旬。《國榷》載於崇禎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為丁巳，丁丑當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錄》卷四載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並指出李巖被殺的地點是山西平陽（今臨汾）。

就表面來看，這些記載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經認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時間不對。據丁啟睿給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報告，歸德府的叛亂髮生在五月十六日。

《後鑑錄》把殺李巖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進入山西的途中，這時丁啟光的反革命叛亂還沒有發生，因此不值一駁。

《國榷》和《爝火錄》分別載於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雖然在歸德府叛亂之後，然而這時李自成已回到陝西。

據一些材料記載，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進發，六月初一到山西聞喜並繼續西進。可見，李自成經過平陽在五月下旬，怎麼會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陽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