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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想起另一個大明星，他叫趙丹。

趙丹是上個世紀的著名電影演員，又是左翼文藝工作者。一九四九年前，演過《馬路天使》、《十字街頭》等極為出色的影片；一九四九年後，演過《林則徐》、《聶耳》等非常革命的電影。一方面，趙丹真誠地接受共產黨領導，終極願望是能扮演周恩來、聞一多和魯迅。另一方面，趙丹諳熟藝術，懂得藝術內部規律和基本特性。這兩個方面，有時是可以調和，但更多的時候是矛盾的。趙丹為此而苦惱，也為此而思考。後期的趙丹像一隻投林的倦鳥，用更多的時間畫畫、寫字。到了一九八零年，身患癌症且到晚期的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於是，就這個文藝界普遍關心的問題，道出了肺腑之言。他說：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談話於十月八日由《人民日報》刊出全文，得知這個訊息，已經不能說話的他，“眼珠轉了一下”。十月十日趙丹去世。這是他最後的話，被稱為“趙丹遺言”。“遺言”流傳廣遠，反響強烈。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寫道：“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是第一個講話的人……他在病榻上樹立了榜樣。”作為意識形態總管的負責人，也講了話。他說：“趙丹臨死還放了個屁。”足見，在這個圈子裡混，即使享有盛名，說話也是需要勇氣的。

三十年後（二零一零年），姜文針對那些“跪著賺錢”的導演，說了句：“站著把錢賺了。”這裡的“站著”，是指：“政治上不苟且，藝術上不媚俗。”其實，“不苟且，不媚俗”不是什麼高標準，但電影同行認為說出這樣的話，也是擔著風險的。

面對這樣的環境（哪怕是在香港），出於私心，我希望林青霞平靜地生活。焦雄屏說：“林青霞膽小。”藝人一般都有些膽小。長期以來，這個群體很風光，很傲氣，但內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藝人是有立場、有選擇的。比如膽小的梅蘭芳，日本人打來，他說不唱戲，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闆也是很有決斷的。林青霞不宜和梅蘭芳放在一起做比較，但遇到大事，也是不含糊。每逢臺灣選舉，她一定要回到臺北，不放棄自己的選票，不放棄支援國民黨。

近幾年，林青霞拿起筆，開始寫作，在董橋等朋友的鼓勵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報刊上開設專欄。

演員在舞臺上和銀幕裡，千姿百態，盡情宣洩。一旦回到生活中，他們往往要緊緊包裹住自己，用距離感維護、封閉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整個人很緊繃，防禦心很重”。當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儘量享受其銀幕形象的影響，把自己的精力和肉體奉獻給玩樂、聚會、時尚、嬉戲、麻將、閒聊、社交、賭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揮霍來填充時間。女演員還希望能擁有大量的愛（包括一個收入豐厚的丈夫），境況富裕地過好後面的日子。一般來說，銀幕背後、電影之外的明星，我們這些普通人是不瞭解的。傳媒、娛記們儘管每天追蹤明星的行跡，但也是難以真正瞭解他們，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內心世界。外面承受壓力，裡面忍受孤獨，這是藝人的常態。藝人越有名，壓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獨。別看前呼後擁，沒有安全感的正是這些紅得發紫、熱得燙手的名藝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訂版《伶人往事》的序言裡，感嘆道：“浮雲太遠，心事太近。梅蘭芳或熱情或寧靜，他距離這個世界都是遙遠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從她拿起了筆，情況就有所變化。寫散文，就要把自己擺進去，因此她必須寫自己。

在這本新作裡，有一篇叫《憶》的文章。林青霞筆下涉及張國榮。她寫自己來到香港文華酒店二樓，踏進長廊後想起從這裡跳樓而亡的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