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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維翰繼續道：“正如方才所言，服章可以改易，言語可以學習，但習性、生產，卻是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吾中國之為中國也，以農為本是也！反觀汝天策，重商好利，以農為末。契丹之宰相，如韓知古也，韓延徽也，猶是儒家學士，汝天策之宰相，卻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商人之子！所行之政，重商賈，輕農事，最為荒誕處，竟放國債！這是將國家社稷，當作一個商戶店鋪來經營了此正所謂貪而好利者也！吾中國百姓，以五穀為食糧，如天策也，百姓肉食者半，衣畜毛、食畜乳，雖不若遊牧民族之茹毛飲血，但說起來，也就是由蠻夷方入中國，半農半牧之族罷了！”

如果放到秦西，範質對“放國債”之類離經叛道等政務其實也持保留態度，但這時身在國外屁股自然不能坐歪了，淡淡一笑，說道：“吾唐何嘗輕農！請問桑樞使，中原田畝，一畝小麥所產幾何？”

桑維翰為之一愕，他們這些儒學大臣，論的是四書五經，想的是國家大事，“農為國本”是人人都掛在嘴上的，但有幾個人去關注小麥農田，一畝產量多少的？

幸虧桑維翰也是一個能辦實事的重臣，當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別，氣候殊異，農伕力田與否更是判若天淵，如何能輕辨田畝畝產幾何？”

範質道：“那以洛陽城郊之中田計算，一畝幾何？”

桑維翰道：“京畿良田，畝產約為二石，至於中田，約為一石有餘。”

範質讚道：“果然不愧是石晉之良臣也，雖然風骨甚差，政務卻是熟悉！”

桑維翰聽了這話，似在讚自己，又似在貶自己，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不過儒門中迂腐者大多五穀不分，能像自己一樣知道農田畝產多少的，在場文人只怕也沒幾個，不由得微微得意。

卻又聽範質道：“今洛陽之良田，若農時不誤，摺合成我天策唐制，一畝小麥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歷代都有變化，每逢皇朝建立，統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個最重大的標誌，天策政權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隨之絲綢之路而影響四方。現在就是洛陽的商家，有許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這一方面因為唐尺、唐斤、唐斗的應用範圍更廣，石晉、孟蜀、契丹以及遠西的天方、南亞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亂，而使用居中貿易的天策度量則沒有問題；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標準化，東則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鎮都有至少一套作為標準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兩。所以往來商人進行貿易時，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權的軟實力影響，其實比其軍事實力走得更遠！

範質繼續道：“中唐之時，按李翱筆跡所記載，近畿中田畝產約摺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漢時。畝產提高了約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晉治下，近畿中田之畝產，又回落到漢朝時的水平。”

在場文士，聽到這話相顧駭然，範質能夠從史籍之中尋找出漢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畝產並不奇怪，在場文士個個都是學者，只要願意下功夫誰都有這個能耐。

但作為一個“外國使臣”。竟然比他們還更清楚洛陽近郊的具體畝產，這就叫人駭然了！就是桑維翰這等能臣。對於田畝的畝產也沒法精確到這個地步！

馮道、趙瑩等人也無不心頭一凜，幾個大儒對望一眼，均尋思：“張龍驤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權的文臣構成，正如桑維翰所指出的，的確是儒家氛圍不足，以涼州中樞的大臣與洛陽相比。文化底蘊要差得多，但在張邁的領導下，務實層面卻是超過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數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上，更是遠遠走在石晉政權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