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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卻會突然顯形。除非我們此時以背相向，否則將命定接受它的導引。真正的詩人正是那些在此一瞬間開口說話的人；真正的詩正因此而充滿神喻般的力量。它“不是人類墮落的，而是始終清白的標誌、跡象”，據此“我們也許能收復失去的王國，收回我們在遙遠的過去所曾擁有的權力”（奧·帕斯：《變之潮流》）。我們確曾長期喪失了這“王國”，這“權力”；靈魂確曾如憶明珠在那首小詩中所寫的那樣，長期“臉上是打了‘金印’的”。然而毋庸諱言，那隻給靈魂打上金印的手也經過了我們的手。在這個意義上，並非外部的強力，而是正是我們自己造成了這一切。為此我們不得不付出慘重的代價。然而問題不止於止。再深入一步，受害者就成了施害者，並且施行的是最殘酷的自我戕害：“金的心扉，乍敞開，又緊閉，如一座金的墓。瞬息的光華里，一個自由的靈魂，自覺地就縛於神符。”（憶明珠《晚花·其四》）在這沉淪於歲月的地層下無可告人的痛楚中，隱含著某種深深的犯罪感。沒有誰會追究這罪責，除了詩人自己；而不敢正視以至無視則與在逃無異。中國曆來缺少懺悔的傳統。所謂“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以其豁達的日常哲理和熨慰人心的情感力量，為多少悲劇的靈魂提供瞭解脫的理由，而悲劇本身卻被一再輕輕放過。另一種可能的歸宿則是所謂看破紅塵，遊心太虛。我們唯獨聽不到盧梭或者普拉斯式的自白（在英語中，“自白”和“懺悔”本是同一個詞），更聽不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拷打靈魂時那沉重而尖銳的鞭嘯，這種“儒道互補”的傳統文化—心理模式，以其宿命般的迴圈構成了一代又一代詩人的命運陷阱。在它的面前，曾經的死亡再一次死去，而一時的個體解脫則轉變成新的歷史重負。這樣的解脫和苟且究竟有多少區別？

○說詩人的使命

我深知問題並沒有隨著心境的一時安寧歸於消失。安寧中我彷彿置身一片寥廓的曠野，那裡惟有一座燦然的金墓和一顆閃爍的微光相互交映，它們同樣是“但屬於自己的”。我心知這正是詩的旨域，因而只能緘口；但我不會忘記它們之間的距離，不會忘記它們所啟示的詩人“獨與天地之往來”的使命。

○說詩歌的作用

（我對詩歌）至少沒有絕望。同時我也不指望詩歌直接作用於社會進步，那種情況極為罕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詩歌作用於人心、人性，作用於我們靈魂中柔軟和隱秘的部分。它透過更新和豐富語言影響我們對世界的感受和感受方式，影響我們的人生和語言態度。這種影響在更多情況下是“潤物細無聲”式的，並因此而無所不在。即便是那些不讀詩，甚至不識字的人，也會經由其他媒介多多少少受到詩的影響。

○說創造

歸根結底，是生存和人性本身充滿了衝突，而生存和人性又不斷提示著相對與和諧。自由和美透過創造的歷程集中起這一切。在歷史、人生中如此，在藝術中亦如此。我們現在經歷的正是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批判，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創造和建設。

七　木子：信仰不能急功近利

題記：2009年11月8日，智懷、王少農在北京北郊賓館大堂偶遇從事宗教工作培訓的木子老師。由於近年來從事宗教文化建設具體工作的經歷，木子老師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力頗有體會，在一番簡短的交流中，　我們體會到一個文化人之於文化的態度。

智懷：木子老師，您能不能為我們談一談您的信仰或者說文化的態度？

木子：當代社會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普遍地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哲學或思潮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天然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同時，總有西方文化意識作為對照，自然而然地進行著比較。我有個大學同學比我長兩屆，還在一家傳統文化方面的雜誌社做過，他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