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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此為一個接受框架，當尼采一旦進入胡適的視野，就只能成為一個批判的物件。在尼采那裡，胡適看到了什麼？

“人生之目的不獨在於生存，而在於得權力（The　Will　to　Power）

而超人。人類之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人社會（Superrnam）。超人者，

強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殲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類。世

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謂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

所以捍衛弱者，不令為強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賊也。耶穌教以慈

愛為本，力衛弱者，以與強者為敵，故耶教乃人類之大患。耶教一

日不去，此超人社會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教也，道

德也，皆弱無力者之護符也，皆奴隸之道德也，皆人道之蟊賊也，

皆當斬除淨盡者也。”

胡適的眼光很準，一段話，便拎出了尼采思想的要害，而他自己的議論是：

“自尼采之說出，而世界乃有無道德之倫理學說。尼氏為近代文豪，其筆力雄健無敵。以無敵之筆鋒，發駭世之危言，宜其傾倒一世，——然其遺毒乃不勝言矣。文人之筆可畏也！”（同上）卑斯麥

“宜傾倒一世”，沒有傾倒當年在美國的胡適，但卻傾倒了當年在日本的魯迅。胡適眼裡的“遺毒”恰恰是魯迅眼中的“華彩”。1907年，魯迅在日本作《文化偏至論》，整個論述基本籠罩在尼采的思想中（亦兼有斯蒂納的無政府主義等）：

“若夫尼佉（即尼采，筆者注），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

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

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

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嘗震

驚歐洲之思想界也者。由是觀之，彼之謳歌眾數，奉若神明者，蓋

僅見光明之一端，他未遍知……。故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

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

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

而希英哲？”

這是尼采思想在魯迅那裡的脊續。

就尼采的思想譜系，雖然有“自由”，但那只是超人的自由，眾庶是談不上的。而“平等”和由平等推演而出的“民主”，尼采根本是反感的。同樣，作為他律的“法律”和作為自律的“道德”，尼采一概視為“捍衛弱者”的敝屣。人道一詞，也只是超人才為人，眾庶則為奴，它原本就不是為他們準備的。那麼，當這些維繫現代社會的基本詞彙給濾去之後，剩下的是什麼呢？“強權”“權力意志”和“超人”。由這樣一些詞彙構成的社會理論，能否達成一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社會呢？不，尼采的社會將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赤裸裸的你死我活，赤裸裸的強權公理，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1907年時，魯迅26歲，他是如此醉心尼采的理論。1914年時，胡適23歲，雖然比魯迅年輕，卻一眼就穿透了尼采。兩人的眼力何等不同，而這不同關鍵在於：人在美國的胡適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參照，因而先在地獲得了抵制尼采“遺毒”的免疫力；而人在日本的魯迅正碰上日本流行著的超人哲學和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尼采思想包裹著一層詩化的外衣，因此，年輕的魯迅對這美麗的毒藥一飲而盡，也就不足為奇。地緣不同，直接導致了胡適和魯迅在思想底色上的兩樣。設若將胡魯對調，就憑那一代年輕人在思想上的嗷嗷待哺，胡適（在日本）遭遇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