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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的缺乏使得作為大隋帝國的帝都長安一直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也使得大隋朝廷處於一種無奈的地步。缺糧尷尬的長安在那時已經不再適合作為日漸強大繁榮的大隋王朝帝都，因為這樣尷尬的長安將嚴重製約著大隋的強大。在做太子的時候，楊廣就清楚的看到了這個帝都的尷尬，但是年邁的父親楊堅已經沒有了那種魄力與決心去改變。作為一個追求聖王事業的楊廣他是不會讓一個小小的尷尬制約著他統治下的大隋未來的強大，所以在東宮的他就在謀劃著解決帝都的問題，而遷都洛陽就是解決這個帝都長安尷尬的一種方法，因為洛陽能夠比長安更好地解決作為帝都帶來的人口壓力。

洛陽地處伊、洛平原，那裡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農產品足以自給；何況還有河北的黎陽倉，糧食可以直運洛陽；楊堅時又修建了河陽倉，更儲備了大量糧食；開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這裡的運輸

還有洛陽的水路交通來說，東依黃河而達於海；北溯沁水而上可達懷州一帶；東南方面，早在漢平帝永平年間，王景治河汴，曾開鑿萇蕩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與泗、淮相連；洛陽周圍，又有伊、洛、躔、澗諸水，像蜘蛛網般地交織於洛陽北、南、東、三面。因此，在楊廣開通南北的大運河之前，洛陽的水路交通就已經很方便。至於陸路交通，由洛陽向北於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幷州，東北達於燕薊；由洛陽向南可以南下荊、襄；西南過武關而入漢中，東有陸路直達鄭、汴，故而楊廣才會說洛陽是一個“水陸通”的好地方。所以如果需要大規模的糧食的話，就可以從大隋帝國的任意一個地方比如盛產糧食的江南透過方便的交通路線大規模的運進去，這也是為什麼楊堅一朝在長安苦於能運進的糧食不足而不得不頻頻就食富足洛陽的原因。

如果是僅僅考慮解決作為帝都的糧食問題，洛陽就不是遷都的最好選擇。而楊廣卻選擇了洛陽，這當然是還有出於其他的考慮，這在他的詔書中就有言明。

自北周滅北齊以後，對於長期以來在東魏、北齊政統治下的關東，河北地區、無疑有加強控制的必要。所以，在北周剛剛統一北中國之初，都於長安的北周，為了達到以僻處西隅的關中統治整個北部中國的目的，首先曾加強以關中為核心的軍事力量，確立關中的軍事優勢，企圖以“內重外輕”之勢，駕臨四方。其次是改變北齊的政治中心相州、鄴城的地位，遷相州六府於洛陽，並改洛州為東京，用洛陽作為控制山東、河北地區的軍事重鎮。楊廣在遷都詔書中的尚書令，其中的河南道行臺省，“兼洛州刺使，領關東兵。”開皇三年（583），雖廢河南道行臺，仍“以洛州刺使領總監”。到了開皇六年（586）五月，楊堅又命太子楊勇親自鎮守洛陽；同年十月，又另設一個行臺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楊俊從洛陽調到這裡為行臺省尚書令。開皇八年（588）十月，為了做好伐南陳準備，又增設淮南道行臺於壽春，以晉王楊廣為行臺省尚書令。平陳之後，壽春的行臺省改為揚州總管，鎮於廣陵，先後以秦王、晉王主之，總領江淮“四十四州諸軍事”。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楊堅是何等希望加強對關東、河北、江淮地區的統治，以適應由長期分裂到統一政權的政治需要。

但是，楊堅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並未能全部解決問題。特別是江南地區，由於長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種種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與中原的政權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因此，平陳之後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江南叛亂，而後在楊廣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懷不軌的人慫恿漢王楊諒叛亂。雖然叛亂都在最後被撲滅，但說明統一的隋王朝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這便是楊廣在遷都詔令中所說的：“況復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勢。

還有一個情況，當初漢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