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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如一紙空文，各種名目的稽查隊、巡緝隊、偵察隊非但沒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擾民、害民之事頻繁發生。各種投訴不斷湧進大元帥府。甚至在孫的眼皮底下，這類現象也毫不收斂。

如1923年底，孫中山剛下令所有軍隊移駐廣州市郊外，不得佔住民居。不久，大批軍隊就以籌款名義，從東江戰場湧入廣州，大北、南岸一帶的民居多被佔據，滋生不少糾紛。1924年8月，駐廣州的滇、湘、桂軍總司令部宣佈成立‘滇湘桂戰時軍需處‘。該機構一成立，便不顧大元帥府的禁令，宣佈對劇院、渡船、汽車、冥錢、棒香等徵收一系列新稅。

由於整治不法軍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孫中山在各軍政要人的會議上不禁憤憤地說：“迭次戰事，滇軍肆意索餉，致我羅掘俱窮，復賣公產，弄到民沸騰，集矢於我。”

在這裡，孫逸仙的確也有些冤屈，楊希閔和劉震寰這些軍閥以及下層軍官士兵乾的壞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帥府頭上。實際上北伐資金從這裡得到的實惠，連五分之一都沒有。可御下不嚴以及治軍無方，卻是實實在在的。

孫逸仙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說，政治立場倒也值得稱道，可這治理地方，**黨實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後的姜瑞元當政，在處理經濟的問題上，也重複著這樣的老路。至於更後面的紅門，好吧，那時候不存在經濟一說了。

時至1924年8、9月間，促使孫下決心再次北伐，由經濟危機引致的社會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對廣東**根據地失去信心並打算放棄廣東，希望透過北伐，為**另闢一新天地。他在寫給姜瑞元的信中就曾說：“廣東一地，現陷於可致吾人於死之因有三，即：英國之壓迫﹔東江敵人之反攻﹔客軍（指入粵的滇、桂聯軍）貪橫，造出種種罪孽。”

有此三死因，則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將廣州還給廣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稅。這當中包含了他對廣東人民的許多內疚和無奈。

說句公道話，孫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沒有救國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擇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說他一心一意禍害民眾，卻也未必。更多的卻是時局的無奈，英雄之於世，難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產生的歷史崇拜，卻會成為阻礙思想前進的心魔。評價某一個人，應該就事論事，而後論人。論人而不論事，論事而不論人，皆有失偏頗。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孫逸仙這人有野心有決斷，想成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國的志願，卻也未必虛假。他最大的問題，還出在行事不擇手段上面。

這些權宜之計並非不可，但到了後來，無論**黨還是中國紅門，全都把手段當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權力太過虛幻，無約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確很惡劣。

可在法治建設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辭，最讓人難以忍耐。從北洋軍閥政府開始，為何中國的**屢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還是不民主無約束？根源就出在這人治的國家體系上。一把手說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導致**。

當領導決定了下屬的升職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費盡心思獲得上級的賞識。賄賂和**自然而然就來了，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讓貪官得以橫行，清官卻無能為力。或許在體系剛剛建立之時，領導者還不至於腐朽，尚且能夠制止這種行為。

可這有何意義？

朱元璋用嚴刑苛法殺了數不盡的貪官，可大明朝的官員貪汙情況仍舊是世界之最。至於建奴和蒙古這兩個政權，他們的已經不是貪汙問題，而是殘忍的血腥掠奪。

孫逸仙提出的“驅除韃虜，復我中華”之口號，後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