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頁)

一個尿床完畢的早上被毆打到連刑具短鞭都斷了。他有氣無力地抽噎著，卻不是因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為一種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說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種淒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一種不僅給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而且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而這個世界裡的規則實際上是我所無法照辦的。”

如果說幼兒園裡教育了我，那麼它只深刻地教會了我一樣生存本領，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緒的是初級神經系統，原始人就有這個系統，那時候初級神經系統只有簡單極端的二元劃分結構：有利於繁衍的，不利於繁衍的。

我們現在看到原始人的畫像，他們要麼快樂得要死，要麼痛苦得要死，情緒沒有中間狀態，那是因為他們大腦的判斷機制還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斷成和種族生存有關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後，人學會了理智判斷，也進化出更高階的腦組織來進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復一日重複地讓我們自我厭惡，理智會慢慢消失，我們又會回到原始人的大腦，遵從初級二元神經的判斷——把一件小事都劃為威脅個體存在和種族繁衍的重大危機。

於是，我們開始強迫性自憎，我們開始無意識地給自己撂狠話：“我是個白痴，我是個廢物，趕緊天降土石把我活體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牆坐著羞愧地與自己搏鬥時說的那些話。

孩子用來強烈自憎的大腦邊緣系統，五歲的時候就已經發育成熟了，但是，用來苟且自己和開拓的中樞到了二十多歲才長成。

在此之前，我們都生活在喬治·奧威爾由鞭打得到的教訓中：“我如今是在一個我不可能做個好孩子的世界裡。我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我被丟進去的環境是多麼嚴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壞。”

☆中產階級的孩子

他不喜歡被稱為“富二代”，因為他認為自己並不是。他說：“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學同學們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劇裡面那種：比名牌，開跑車，腦袋裡不裝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幾個月前看到的新聞：一個在北京演藝學校進修的大連“富二代”，飆車被交警攔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揮，叫來父親和父親的保鏢，把交警活活打死。這事如同其他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一樣，引起一陣激憤和討伐之後就被迅速遺忘，並沒有點燃什麼東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燼，用手一捻，不過是多了一層灰。

他說，如果肇事者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發小之一，他一點也不會吃驚。

然而，他卻和他們不一樣，從小就不一樣——雖然他的父親也同樣富有。他從小成績好、有主見、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內心冷眼憤世。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成為父親向朋友們吹噓的物件。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與眾不同歸結為曲折的童年。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中產階級家庭奮鬥史的故事：他的父親90年代下海，和母親一起從“一窮二白”開始奮鬥，經歷了各種磨難和考驗，在事業有起色的時候離婚。父親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兩個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學會了每天怎樣在責備與怨念的夾縫中生存，學會了怎樣察言觀色，學會了怎樣討人喜歡。長大後，他反而和父親的關係更近一些，他發現自己和父親越來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專斷漸漸在自己身上浮現出來。對於他父親“中國式成功”的行為方式，他也越來越認可了。

這不啻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學作品裡也好，真實的歷史中也好，中產階級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們父母的對立面。

我最早是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