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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日本與蘇聯合作拍攝的《德蘇烏扎拉》最終勝出。

在過去的30年裡，日本雖然得到了10幾次的提名資格。但始終和改製為競賽形式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來個擁抱。

不難想象，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日本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覬覦之心與日俱增，可惜總是碰壁，美國人不買賬，心裡別提多失落了。

在這種情況下，唐煥輾轉資助了一部獨立電影，題材是關於日本遺孤，即1945年日本關東軍在撤退和遣返期間，遺棄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國民或日裔滿蒙開拓移民，其中大部分都屬於當時日本國策移民計劃的一員。

要知道，由於日本的野心，使得這個群體的數量頗為可觀。

1950年，日本政_府對中國東北的滯留者統計為26492人，直至1958年還有22187人。

到了1959年，日本政_府公佈《關於未歸還者的特別措施法》，將在中國沒有任何訊息的未歸還者宣告為戰時死亡，對家人發放三萬日元弔慰金，並取消其戶籍。

說白了，日本政_府放棄這批人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厚生勞動省又進行了區別對待，即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日軍從中國大陸撤退和遣返期間被中國人收養，且未滿十三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對他們發放日本國籍和援助回國；而十三歲以上的如是為了生存或自願加入中國東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則視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留在東北，不能獲得上述待遇，是為“殘留婦女”。

1985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日本厚生勞動省又制定了一套針對遺華日僑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遺華日僑必須徵得其日本親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許多人均拒絕做“身份擔保人”。

現在距離二戰結束只有40年，大量當事人仍然在世，所以這個問題在日本的社會關注度還是很高的。

另外，遺華日僑即便可以透過日本政_府設定的一道道門檻，回到日本，但也不意味著他們能過上天堂一樣的生活。

顯而易見，遺華日僑由於長期在中國生活，與日本社會分離，思想和價值觀受到影響，加上不能掌握日語能力和習慣日本的生活，其中不少人在回到日本後便喪失了勞動能力。

同時，由於社會歧視和財政負擔，不被日本家庭接受，也造成了遺華日僑與日本家庭的隔閡。

簡而言之，回到日本的遺華日僑，得不到日本家庭的援助，每月只能領政_府的救濟金，生計艱難，成為日本社會的最底層，甚至淪為幫派的一份子。

當初，日本鼓勵自己的國民遷往中國東北居住，以進行殖民統治；如今，又對這些人能賴就賴、能拖就拖，多麼諷刺啊。

唐煥很“好心”地計劃白送日本一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以滿足他們因為經濟輝煌而急劇膨脹起來的虛榮心，但這個題材就要揭一下傷疤了！

為了這部電影，唐煥可沒少做準備，比如在中國收集素材，尤其還要以一個日本人的視角，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來深刻進行反思，這個導演人選可謂煞費苦心。

……

夢工廠的電視劇題材在引入香江警察的背景設定後，除了推出《新紮師兄》這種圍繞個人奮鬥和恩怨情仇的作品外，還圍繞警察破案的故事打造了《101拘捕令》。

dna身份鑑定被廣泛採納是大勢所趨，先在電視劇裡打個軟廣告未嘗不可。

唐煥的意圖，或許用原本時空裡相對有名的tvb電視劇《洗冤錄》、《法證先鋒》來做例子，更容易理解一些。

不過，他早就不可能有充裕的時間去操刀主罰類似電視劇和電影這樣的大篇幅作品了，也就偶爾涉獵一下短小精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