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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中鶴”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學不過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罷了。

以文學為手段，既說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他覺得好就好，你覺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時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麼心肝或五臟的道德評判問題。眼下那些馳騁文場，冠蓋京華的袞袞諸公，其實都是向這位玩文學的前輩努力看齊的。

這些大人先生們，或憑年資，或籍文名，或握輿論，或挾陣地，或擁話語霸權，或具擢拔實力，不也優哉遊哉，其樂融融嗎？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學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間的袁才子，無遑多讓呢！不過，當袁枚延請畫師作《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時，老漢已經八十有一，遠非這些當代英雄那樣能征慣戰，金槍不倒，頂多不過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會餐罷了。

儘管如此，陳康祺還是相當羨慕這位老爺子活得頗夠意思的一生。

“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郎潛紀聞二筆》）

因此，袁蔣趙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瀟灑，最豁達，最想得開，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時，也是在有皇帝同時還有文字獄的年代裡，在隨時隨地都可能因一個字，一句話，一首詩，一篇文章，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充軍發配掉腦袋的年代裡，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談政治，專管風月，如何在不開罪統治者的情況下，與統治者保持著說近不近，說遠不遠，若即若離，而又不即不離的關係，當了十年小小的縣官，三十出頭年紀，就趕緊辭官逃回家來的一個聰明睿智的中國文人。

當然，這是一種壓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壓迫的中國文人，所能採取，或者不得不採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說老實話，求殺頭，在清代，是極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們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從哪兒下刀，讓你活得不那麼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殺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實倒是成全了統治者，他們從此少了一塊心病，你也同時等於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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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4）

老兄的腦袋掉了，還會有其它和後來嗎？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來，不死。爭取活，多活。而且，快樂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歲。我就不相信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一位寫了四萬首詩的皇帝，會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著一個基本上不甚賣他賬的詩人袁枚嘛？隨園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錯，但已不是他馭下的奴才。正是這點“自由”，權且保住自己的命，這位老先生有可能跟乾隆爺比著活。雖然這種極消極地給統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麼功效，但也未嘗不失為一種抗爭的手段。不過，人各有天，袁枚最終未能活過乾隆，但詩人死後兩年，弘曆也隨之駕崩了。

無論如何，這位長壽文人，活出了他的價值。

“餘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內調鼎鼐者，可謂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獨存，想勤勞王事者，畢竟耗心力，損年壽耶？嵇康有‘圉馬不乘，壽高群廄’之語，似亦有理。宋人《詠古樹》雲：‘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年成大廈，也應隨例作灰塵。’”（《隨園詩話》）

看來，他這番表白，很有一點點賣乖的意思，其實，我認為，倒是老先生對他所選擇的這種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進士，這年他23歲，授翰林庶吉士。所謂“庶吉士”，有點當今進幹部學校進修培訓，然後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26歲時外放江南，先後在江蘇的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當了七年的縣太爺，據《清史稿》，“遇事盡其能。”在任頗有政聲，但他“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