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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調整。此時的延安，處於一個相對開放的大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方針政策也做了及時的調整，如與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停止實行土地革命，建設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全國各地先後建立50多個辦事機構，直接與美國政府對話與聯絡，頻繁接待世界各國記者、作家、知名人士來延安訪問，等等。其中，國內外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對實行這一轉變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不僅使根據地的人們瞭解了外部世界的許多新的情況，而且精神生活也對根據地的人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可以從若干外國來訪者寫的書中顯露端倪。

美國人哈里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紅色中國報道》：

“我參加過一個由魯藝學生演出的音樂會。節目一開始，7把自

制的小提琴、一架破舊的鋼琴和一把大提琴同奏中、美、英、蘇4國

的國歌。由75名男女學生組成的合唱佇列隊登上舞臺，出色地演唱

了一曲肖斯塔科維奇譜曲的《聯合國歌》。接著他們又非常協調地、

充滿感情地演唱了幾首英國、美國和蘇聯的其他歌曲。一位男高音演

員試圖唱一曲《蝴蝶夫人》的選段，但他的唱腔跟鋼琴一樣的走

調”　——這樣的開放氣氛，在幾年前的根據地是不可想象的事。

美國人海倫？斯諾著《延安採訪錄》：

“徐海東來看望我。他說，他到北平、天津、上海去了一趟，見

到了許多外國人。他想要我教他跳舞，並且放了一張他喜歡的唱片

《壓抑不住的愛情》。吳亮平、王汝梅、馬海德也在場。共產黨人從

來沒有學過交際舞，但對那種舞蹈的西方風度卻很有興趣。他們沒有

任何反西方的情緒，也沒有反美國的絲毫表示”　。——透過跳舞這

個細節，可以看到人們的眼光從一個窄小的根據地開始轉向世界。

“中國共產黨人是具有現代思想的男女，也是具有現代生活方式

的男女，儘管他們還沒有象英、美清教徒那樣進行過工業革命，雖然

同傳統的中國人建立聯絡經常會遇到困難，但是我在延安同任何一個

人接觸，從未感到有絲毫困難”　。——海倫？斯諾敏銳地體察到根

據地的人們從封閉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向“現代思想”、“現代生活

方式”的變化。

其二，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促使根據地的民主氣氛一度十分活躍。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各階級、階層之間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的緩和。抗日根據地與過去的單純的軍事根據地相比，除了軍事打仗，還有大量的政治活動、文化活動、學術活動、生產活動、民間活動……，這些變化也有利於根據地民主空氣的形成，知識分子們則成為營造民主空氣的“先鋒”。由上海來的女作家丁玲，針對在延安不需要批評性雜文，只需要歌頌民主生活和偉大建設的看法指出：“即使有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裡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剷除的”　。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3）

著名作家肖軍1938年路經延安，毛澤東從丁玲那裡得知這一訊息，很想見見這位魯迅的學生、《八月的鄉村》的作者，便派秘書去招待所看望肖軍，轉達毛主席想請他見見面之意。肖軍回答：“我打算去五臺打游擊，到延安來是路過，住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了！”後來，肖軍在丁玲的勸說下同意去拜見，沒等他去，第二天上午，毛澤東親自來招待所看望肖軍了。這個事情，一方面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