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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魏張晏注：“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禇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可見司馬遷編寫史記，只能說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沒有寫定，或者已經定稿而後來散失了。

張晏所認為禇少孫補的武帝本紀沒有標明“禇先生曰”，全篇又是從封禪書裡擷取的。清人錢大昕在他寫的廿二史考異中說：“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耳。”傅靳蒯成列傳所敘三侯立國的年代都跟功臣表相符，文章格調又很像太史公，禇少孫補作不會那樣完密，他也未必寫得出那樣的文章。所以張晏的話也未可全信。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漢元帝、漢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

《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傳播摺疊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