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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家相隔的牆邊，栽著幾棵芭蕉樹，樹高過牆。我每次從牆邊走過，總要看看那幾棵芭蕉樹的大葉子。正是因為那幾棵芭蕉樹，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區別。

這個院裡的常住人員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還有法賢師、廚師張漢文、勤務員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務員賀國九、保姆彭、保姆黃黃和她的女兒黃良芬。張師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鄉下，有時也過來住。敖秘書那間屋裡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這裡。司機李成國若無特別情況也不在這裡住。到成都以後，祖父身邊沒有安排警衛人員。我覺得賀國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慶時的警衛亮鵬有些類似，祖父出門的時候他總跟著，但是他沒有佩帶槍。

在十七街3號我們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遷居北京之前。離別成都後，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們分別於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沒有再回去過。

十七街3號（2）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開會，來去匆匆，會場住地兩點一線，無暇他顧。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時略有空閒，遂動了到故居看看的念頭。問到新南門，易尋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鄉的景象已經不見，到處是擁擠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門框，我恐怕未必能準確指出當年的3號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門框前，童時的情景油然浮現：祖父清晨定時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編的一套體操；張師傅講三國故事；李成國談遠征東南亞時吃大象肉；賀國九跑過我身邊時總要摸一下我的頭說“哈，哈，三弟”；和哥哥及他的同學玩“打棍子”……

還有，到了葡萄成熟季節，門內通道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紫紅色的葡萄綴在碧葉之間，十分誘人。但是葡萄架太高，非搭梯子不能採摘，而我當時又扛不動梯子，於是產生用竹竿去夠的想法。幾番揮擺後發現，葡萄串和葡萄藤連線很韌，用竹竿很難弄下來，打下的都是零星的葡萄。有一次行此道時還發生了一個非預料事件：捅到一個隱蔽在藤葉叢中的蜂窩上，驚慌的蜜蜂在驚慌的我頭上留下一個包。這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

眼前已不再有葡萄架，不再有通道，不再有壩子，不再有花園，密密的房屋擁出前面的一座小樓。我走了過去。

樓門敞開著，向裡望去，廳兩側的屋門口都擺放著破爛雜物，具有那個時期典型的公共空間的特徵，顯然，樓裡住了好幾戶人家。我正在門口躊躇之際，從原來的客廳中出來一個人問我找誰，我說我曾經在這裡住過，不知能否進去看看。他以四川人常有的那種熱情說：“來嘛，來嘛，進去就是了。”

我穿過前廳，上樓梯，來到樓上的那間客廳。一切還是那麼熟悉，只是擁擠了。一個年齡較大的婦女從我和哥哥住過的那間房裡出來，我向她說，我曾經在那間房裡住過，能不能進去看看。她神情有些詫異地看著我，問：“你啥子時候在這兒住？”我想她一定在這裡住了不少年了，大概懷疑我是不是搞錯了。“小時候，三十年前。”我回答。她“噢”了一聲，不再疑惑，同意我進去。我沒想到就這樣回到小時候住過的房間，真後悔這次出差沒有帶相機！

當年祖父、祖母住的房間的門關著。我問那個婦女，對面是不是你家的屋子？她回答說不是，並告訴我，那家人不在。我只好作罷。其實，對我來說，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又過了17年，2005年10月，我又一次在到達成都時與朋友散步到了新南門。十七街兩側密密的平房已經變成了樓房，那個向我指示方位的水泥門框已經不復存在。十七街3號及附近的一片成了工地，被臨時修的圍牆圍著，裡面成什麼樣了，不得而知。問周圍的居民，回答說房子已經拆了四五年了，因為缺錢，樓還沒有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