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護以弘教為己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的譯經傳教活動,幾乎和西晉王朝相始終。最後於西晉末年,在從長安赴洛陽的途中,染疾於澠池而終,享年七十八歲。

東晉著名玄學家孫綽著《道賢論》,以天竺七僧,仿比晉朝的“竹林本賢”,以法護比山巨源(濤),其論說: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東晉十六國時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道安,對法護的譯經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蹟,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

南北朝時南朝梁佛學史家釋慧皎對法護的評價很高,他說:“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生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上述評論,後人都認為比較公允,恰當。

竺法護往來洛陽、長安、酒泉、敦煌之間,不辭辛勞的譯經,前後經歷四十七年,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學者,成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傳家。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大乘佛學偉大的開拓者。

………【6、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指的是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酒譜>>講述劉伶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一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後,什麼時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飲酒更是不顧廉恥,他每次與宗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豬一齊飲酒。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餘。其它人怎麼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醇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於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yù感情。劉伶的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晉代時期文人的心態,即由於社會動盪不安,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統治者對一些文人的*,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澆愁,或以酒避禍,以酒後狂言發洩對時政的不滿。另據史料記載,魏文帝司馬昭yù為其子求婚於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逐作罷。這些事在當時頗具有代表xìng,對後世影響也非常大。

………【7、葛洪】………

葛洪(283~363)為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三國方士葛玄之侄孫,世稱小仙翁。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歷任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卒於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①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