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暴政的挑戰”。戰鬥是崇高的和正義的。丘吉爾斷言:“如果他們的指揮官要求用兩個人甚至十個人的生命去殺死一個德國人,士兵們也不會有任何怨言……無論多麼殘酷的殺戮都不能阻止他們再次發起衝鋒。”陣亡的人“不僅僅是戰士,而是履行了被賦予高尚職責的烈士”。

然而在當時,很多人並不這樣看。一些人,如充滿希望應徵入伍的年輕中尉埃德溫?坎皮恩?沃恩(Edwin Campion Vaughan),就無法理解苦難的規模和意義。在親眼見到他的連隊被消滅之後,他在傷亡報告上寫道:“我坐在地上,一杯接著一杯地喝著威士忌,眼前是黑暗和空洞的未來。”同樣,一些令人震撼的戰時詩集對戰爭的描繪也完全不同。能夠提供不同視角的還有戰爭期間大量的軍事審判,此類案件無須全體一致即可宣判:有超過30萬被告經由軍事法庭處理,更不用說那些以其他方式處理的、數量更多的違紀案件了。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交戰地點鎖定在佛蘭德戰場的戰壕以及恐怖的索姆河兩岸,而非將歐洲帝國與它們的全球領地連線在一起的交通線;戰爭爆發的地點遠離波斯和中亞的敏感地區,遠離英國決策者和外交官們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高度關注的通向印度和遠東的大門——即便那裡的衝突已經延續了十多年。英國人知道,俄國會對塞爾維亞表現出全力支援,正如格雷在幾年前就已指出的:“俄羅斯出現了一種對斯拉夫人的強烈情感。”在巴爾幹,要求俄羅斯人充當斯拉夫人保護者並且在這一地區發揮更大作用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奧地利人與塞爾維亞人之間的流血事件無疑會使這一情感上升到危險的高度”。這就是點燃世界戰爭的導火索。

因此,當俄羅斯人開始準備向世界其他地區表明自己的態度時,英國人不得不全方位地支援它的盟友兼對手,哪怕很多人對此感到困惑。當戰爭爆發,很快將贏得戰地詩人美譽的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無法壓制他的憤怒,他寫道:“每件事都徹底錯了。我希望德國能消滅俄國人,接著讓法國去打擊德國人……俄國人意味著歐洲和文明的終結。”他對不列顛的真正敵人是誰毫無疑問。

然而,隨著1914年戰爭的爆發、戰事的展開以及恐怖四年過去後的和談,都讓人們對德國的敵意不斷加深。一位戰地詩人寫道:“在牛津古老的學院注視下/無憂無慮的孩子們在玩耍/但是當號角聲響起——戰爭!/他們收起了遊戲。”學院裡,“染血的草皮”取代了“茵茵綠草”:“為了國家、為了上帝/他們獻出了自己快樂的年輕時光。”對英德關係的歌頌以及授予後者最出色公民的榮譽學位成為了最好被遺忘的苦澀記憶。

因此毫無疑問,戰爭的責任無論從原則還是事實上說,都被完全歸咎於德國。《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中無條件地認定了戰爭的責任:“協約國及聯合政府確認且德國承認,德國及其盟國的侵略行為使得協約國及聯合政府以及他們的國民因戰爭而遭受損失和傷害,德國及其盟國要為這些損失和傷害負責。”其目的當然是為了給賠款和補償找到正當的理由,但它也為德國的煽動者提供了豐富的土壤,使其能夠以統一民族情感為核心從灰燼中重建強大的德國。

勝利者僅僅是名義上的和幻想中的:在這四年的時間裡,英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最大的債務國;戰爭使得法國的勞動力、國家財政和自然資源不堪重負,導致戰後的國內經濟千瘡百孔;有一位學者說,俄國“為了捍衛帝國而參戰,(但是)帝國卻因此而滅亡”。

歐洲列強的崩潰為世界其他地區創造了機遇。為了填補農業生產的不足和購買武器軍火,協約國許下了大量的承諾,從像J。 P。 摩根公司這樣的機構獲取充足的商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