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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或者道歉悔過之後，他周圍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著。這決不是告訴讀者演出到此結束的好辦法。

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下來，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期，我向當時我的文學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讓小說結尾。他是一份重要雜誌的小說編輯，也是一家好萊塢電影製片廠的劇情顧問。

他說：“親愛的孩子，沒比這更簡單了：故事中的英雄騎上馬，迎著落日的餘暉漸漸遠去。”

許多年後，他用一杆十二口徑獵槍自殺了。

另一個也是他客戶的朋友說，他根本不可能輕生，這與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人，也不可能用獵槍意外把自己的腦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還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學生的那個久遠年代，我曾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談過一次話，泛泛地討論藝術問題。在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將來會涉足任何一種藝術領地。

他問：“你說藝術家是怎樣的人？”

我全然不知。

“藝術家，”他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坦言‘我沒有治理好國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這塊四方的帆布、這張八寸寬十一寸長的紙、這團黏土或這十二個音樂小節收拾得徹底到位！’”

說這話五年以後，他採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和他的老婆孩子所採取的同樣行動。

他吞下了氰化鉀。

我給他的寡婦寫了一封信，說跟他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收到回信。也許是因為她悲傷過度。話又說回來，也可能是因她對他心懷不滿：自己挑了個省事的辦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國餐館問作家威廉·斯泰倫①，整個地球上有多少人擁有我們所擁有的這些，也就是說生活還值得過下去。我們兩人做了些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個交識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頓市中心散步。他是個醫生，在貝勒維醫院專治各種得癮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陽性。我同他講起我和斯泰倫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說他認為這個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別處寫到過，此人是個聖者。我對聖人的定義是：他必須是個在不完美的社會中做出完美表現的人。

我問他貝勒維醫院的病人中為何沒有一半人去自殺。

他說他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擾。他有時候也問他們有沒有自毀的念頭。當然他問得漫不經心，就好像是診斷過程中的例行手續。他說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噁心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過！

正好在此時，我們碰到了他以前的一個病人，揹著一個大塑膠袋，裡面裝滿撿來的鋁罐。他就是基爾戈·特勞特稱之為“聖牛”中的一頭，儘管經濟上是個無用之人，但仍有可愛之處。

“你好，醫生。”他說。

第四十三章

同題：鳥糞中白顏色的是什麼東西？答案：也是鳥糞。

別談什麼科學，別談遇到環境災難對它有多大的幫助。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仍然是比廣島嬰兒車更熱的話題。我們用的腋下除臭劑把臭氧層咬出了洞來。

聽聽這一大堆廢話：我的哥哥伯尼是個什麼也畫不像的人，過去最令人討厭的時候還曾說，他不喜歡畫，因為那些畫年復一年掛在那兒，什麼結果也投有。而今年夏天，他成了藝術家！

我決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物理化學家現在成了傑克遜·波洛克！①他把一團團的各色顏料和黏稠物質堆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