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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清代書法大家多崇“碑”抑“帖”。趙之謙、伊秉綬從周、秦、漢的“石鼓”、“琅琊”、“泰山”、“張遷”等篆隸入手，金農是從三國吳的“天發神讖碑”方筆虯曲古拙的造型得到創作的靈感。到了晚清，包世臣、康有為大力提倡“碑學”，不但以晉人西南邊陲的古碑“爨寶子”、“爨龍顏”為自己書寫的精神導師，也同時撰作《廣藝舟雙楫》，讚揚“碑學”的同時，傾全力批判“帖學”，使“碑”“帖”二字沾染了勢不兩立的敵對狀態。

清代“金石派”大多是因為魏晉“帖學”在元明傳承太久，書*於甜滑姿媚，缺少了剛健的間架結構，缺少了筆的頓挫澀重，試圖從古碑刻石中重新尋找新的方向。

藝術創作上“平正”沿襲太久，缺乏逆勢對抗的辨證，自然容易流於形式模仿，缺乏內在活潑生命力。因此，有清一代書法從“金”“石”入手，從“平正”走向“險絕”，各出奇招，把“篆刻”用刀的方法移用到毛筆的書寫中，創造了沉重樸厚的書風。“金石派”的書家大多同時在篆刻印石上也有很精彩的表現，一直延續到民初的吳昌碩、齊白石，基本上都是“金石派”一脈的美*動的結果。

“北碑”與“南帖”

一般書法論述也習慣把“碑學”與北朝連在一起，稱為“北碑”。以二王為主的“帖學”，自然就被認為是流行於南朝文人間的“南帖”。

“北碑”、“南帖”的說法沿襲已久，大家都習以為常，其實卻可能是一種太過粗略的籠統分法，容易造成很多誤解。

“碑”還原到原始意義，還是指石碑上用刀刻出來的文字。這些石碑文字，最初雖然也用毛筆書寫，但是一旦交到刻工手上，負責石刻的工匠難免會有刀刻的技法介入，改變了原來毛筆書寫的線條美感。

北朝著名的“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許多線條的性格不是毛筆容易做出來的，很顯然是石匠在刀刻的過程中，表現了刀法的利落、明快、剛硬。“龍門二十品”許多是墓葬祭祀刻在佛像周邊的記事文字，很多是社會底層百姓的製作，文化層次不高，書寫者不一定是有名的書法家。因此，負責刻石的工匠更有機會照自己的意思去改變字型，改變筆法為刀法，甚至改變原有書寫的字形，也偶爾出現別字錯字，卻開創了一種與文人書寫分道揚鑣的書法美學。他們原是無心插柳，後代書法家為了制衡文人書法的甜媚，反而從這些樸拙的民間書法中得到了靈感。

因此，“碑”與“帖”的問題，或許並不只是北朝書法與南朝書風的差別。

之二 書法美學（6）

清代金石派大力讚揚的“爨寶子”、“爨龍顏”兩塊石碑，屬於晉人書法，石刻的地點在雲南，並不屬於北方，一概稱為“北碑”就失之籠統。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誌”、“王閩之墓誌”石刻，刻於東晉鹹康到永和年間，永和九年（三五三年）正是王羲之寫“蘭亭序”的一年。

王興之、王閩之也是王氏南渡家族中的精英文人，但是從墓誌石碑的字型來看，卻完全與“蘭亭”不同，與王羲之書風不同，與“南帖”的所有字型都不相同。

這塊王家在南方出土的墓誌，引發學術上極大爭辯，當時中國古史方面的權威人物郭沫若就據此寫了否定“蘭亭序”的論述，認定“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從文章到書法都是偽造的。

郭沫若的說法驚世駭俗，但是把同樣年代的“王興之夫婦墓誌”和“蘭亭序”放在一起排比，的確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字型與書法風格。

“王興之夫婦墓誌”書體不像“南帖”，卻更接近“北碑”，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