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改革,又不想失去手中的兵權,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張家出自陽和衛小張村,家主張勳在嘉靖朝靠戰功累進大同總兵,死後追贈勞碌大夫,官居一品。

到了張秉忠這一輩,還是子承父業替朝廷鎮守邊關。但和其他將門稍有不同,張秉忠不願意離開大同鎮,或者說不想離開陽和衛故鄉。

原因很簡單,在家門口上班地利人和,順便還能帶著本族本鄉致富,生活工作兩不耽誤。一旦離開家門口,人生地不熟的,沒有族人鄉親幫襯很多事情就全不好乾了。

啥,真出去殺蒙古人,別逗了,張家之所以在大同鎮守了幾十年沒出過紕漏,深受朝廷信任,靠的不是打仗勇猛,而是頭腦靈活。

大同鎮面對的主要敵人是右翼蒙古的土默特部,從父親那輩兒就與其三娘子有了交往,雙方表面上各為其主,暗地裡則眉來眼去互通有無,沒有大意外基本誰也不去騷擾誰。

如果趕上有特殊需求,還能互相支援一把。比如故意提供不聽話的牧民駐地,讓大同邊軍出關剿滅,當做功勞報上去。反之張家這邊若是有不太聽話的手下將領,也可以有類似操作,讓蒙古人幫忙給收拾掉。

可是自打景陽皇帝要對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下手,張家雖然還沒受到波及,但災難卻肉眼可見的臨近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將來邊軍將領都要輪流去陸軍裡學習,還得考試,合格的酌情安排,不合格的直接就失去兵權了。

對於新政,張家原本並沒什麼太大成見,主要是根本沾不上邊,不吃虧也沒佔便宜。可誰若是要動張家的兵權,那就是百分百的挖祖墳行為,必須是死敵。

可光靠張家肯定沒法對抗皇帝,但就在這時來自幾位朝中勳貴的密信,讓張秉忠本已打算認命的心思又死灰復燃了。

英國公張維賢、永康侯徐應坤、新建伯王承勳,一公一侯一伯,談不上世代交好,卻都與張家有很深的聯絡,說白了就是供貨商。

向蒙古人大量走私禁榷物資很賺錢,但牽扯也很多,不是張家能獨攬的。這三位不光身份顯赫,還都在五軍都督府中任職,就算拿不到真正的軍隊指揮權,以各種名義調配物資流動還是很容易的。

朝陽門外一役,京營全毀,前後都督府盡數裁撤,後軍都督掌府事的張維賢、後軍都督同知戍政京營徐應坤全都成了下崗人員,心中豈能不恨。

新建伯王承勳倒沒被降職裁撤,可他對新政更是恨之入骨。當年袁可立擔任漕運總督時,他正是漕運總兵,兩人雖然誰也看不上誰,還能相安無事。

但待到袁可立兼任了海運總督,已經升任漕運總督的王承勳就越來越難受了。漕運的份額被海運衙門的大海船搶走了一大塊,原本肥得流油的部門不到三四年就成了誰也不願意染指的負擔,不光蹭不到油水還隨時要擔責任。

大家同病相伶,訴求也就趨同了,矛頭直指景陽皇帝。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同時膽子也大,這時張秉忠就有點惡向膽邊生了,率先提出了土木堡20版,當場贏得了永康侯的支援。

在徐應坤的遊說下,張維賢、王承勳把南京後軍都督魏國公徐宏基也給拉了進來。這位遠在南京,掌管著上下江防,本應與皇帝、新政都無瓜葛,可是松江造船廠的出現,卻嚴重影響了徐家的利益。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徐宏基掌管著江防,也包括沿江的眾多造船廠,於是他也找到了發家的辦法。

想在長江中下游行船,那就要去幾家指定的造船廠買船。造不過來沒關係,這幾家造船廠會再向其它同行發包,每年啥也不幹就能賺到一大筆差價。

不用問,這幾家造船廠名義上和徐家沒關係,實際上早就被徐家控制了,掌櫃的不過是出頭露面的擺設,真正做主並拿大頭的還是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