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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的自封予以承認。於是二十三歲的胡瑛便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長後卻並不剪辮子，大家很覺奇怪，問他。他說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這條辮子大有用處，說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當刺客還少不了它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任命他為山東巡撫。胡瑛乃一介書生，沒有自己的軍隊，在山東呆不下去，無奈只得交出魯督一職。袁世凱把他召進北京，先任命他為陝甘經略使，後又任命他為新疆青海屯墾使，都是些徒有虛職而無實權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墾政之名再次去東瀛。國民黨二次革命時，他因在日本沒有參與，袁世凱打發一個親信到東京請胡瑛回國。胡瑛在日本也沒有混出個名堂來，便回到北京再領新疆青海屯墾使虛銜。胡瑛回京時，楊度專門派人去迎接他。他們之間斷了多年的友誼又續上了。

胡瑛尚不到三十歲，對這種身居高位而無實權的處境頗不滿意，仍然渴望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孫毓筠雖年過四十，但他平生抱負極大，也不甘於此時名曰風光而實為寂寞的高階幕僚生涯。胡瑛和孫毓筠兩人相同之處很多。除同為不滿現狀極思作為這點外，他們都是革命黨元老，都為革命吃過苦，坐過牢，辛亥革命後都做過一省都督，又都沒有參加國民黨的二次革命。這些共同點使得孫胡二人成為新時期的知交。

他們常常在一起交談，有許多共同的認識。他們都認為辛亥年的革命雖然把滿人推翻了，但沒有滿人皇帝的這幾年，中國並沒有進步。革命黨不能控制全國局面，被視為最有力量的袁世凱也不能控制全國局面。革命成功後，革命黨內部分裂，黨人爭權奪利，曾使他們十分失望。而袁世凱當大總統的這幾年，政治上的混亂，各省將軍、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點也不亞於滿人當權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國家的安定富強，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變得越來越遙遠模糊了。

冷寂的政治處境，再加上對國家的擔憂，使這兩個老資格的革命家心境頗為蒼涼。他們都看出了眼下這個大一統局面的維持，全靠的是袁世凱個人的威望和他的鐵腕，倘若袁世凱一旦死去，國家便會立刻陷於群龍無首互不買賬的分裂之中。熱心國事，喜當天下大任的稟賦促使他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才能防患於未然，到底用什麼辦法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的道路？

前天，他們都得到了一本印裝考究的小冊子，這就是楊度所寫的《君憲救國論》。他們認真地讀完之後，都覺得楊度此時重提君憲救國舊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近年來已成為憲政專家的孫毓筠深刻地認識到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儘快建立完善的憲政制度，並且切實地遵循憲政制度辦事。至於這個國家是民主制還是君主制，並不是關鍵。也就是說政體才是一個國家的實質，而國體只是外在的形式。選擇哪種形式作為國體，則要依據這個國家的國情而定。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習慣於在真命天子的神聖光環照耀下過日子。這種國情與日本最為相似，故中國最宜學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來的各種混亂，恰恰證明失去神聖天子後百姓心態的不平衡。

孫毓筠的這個觀點得到胡瑛的贊同。兩位革命家一致認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對的，沒有錯，因為這場革命把滿人推翻了。滿人不能再做漢人的皇帝，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如果還是由滿人做皇帝領導憲政，這個憲政是不能建立的，因為人民在情緒上不能接受。要實行君憲制，這個君王也只能由漢人來做。

昨天，由袁世凱親題“曠代逸才”的匾額頒賜到楊府的訊息傳開後，長期活躍在政壇的兩個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楊度的這篇大作是奉袁世凱之命而寫的，所謂的君憲救國，其實就是由袁世凱做皇帝來救國。

既然中國宜實行君憲制，既然這個君王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