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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引起了鄧一群的注意。在發言的時候,他聽到她介紹自己是師大的。南方師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學靠得很近,只有兩站路。假若從城市上面做一個俯視,它們就像是緊挨在一起的兩個綠色花園。平時這兩個學校的學生經常走動,還有跨校戀愛的。鄧一群過去也隨別的同學去過師大,舉辦過同鄉聯歡會,但彷彿從沒見過她。她學的是中文。她的發言頗受人事局的領導注意,因為她很會表達,說了很多“官話”,這顯然不僅是由於她學的是中文,而且還由於她的出身。後來鄧一群的這種推測得到了驗證。與她相比,鄧一群幾乎沒說什麼,只是窘迫地簡單介紹了自己的名字與所學專業,然後就是表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服從組織上的安排分配”,都是現成的套話。當然畢業生們除了講這些陳詞濫調,也確實沒有更多的話要說。分配上的事情事實上由不得自己。不少學生家裡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會關係和後臺,而鄧一群什麼也沒有,所以註定他不會有好單位接受。他不能抱怨什麼。他的媽媽是個老實的農村婦女,現在,滿頭白髮,牙齒也都快要掉光了。他的大哥老實巴交,除了在家裡能對嫂子發點火,在大場面上連一句整齊的話都不會說。找遍所有的親戚,也沒有一個有用之人。這樣,他能指望自己會分配到什麼好工作。
第4節:第一章 (4)
那種表態讓鄧一群感到一種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明明沒有那顆紅心,沒有兩種準備,但他還必須這樣說。組織是一種什麼東西?就是你心裡明明不願意,但它卻逼你笑著對它討好。這是鄧一群第一次領教組織機構的嚴酷。當然,後來他也感覺到它的甜蜜。
那個女生事實上不僅吸引了鄧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場的男生的目光。參加會議的不到二十個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叫陳小青。鄧一群在心裡記住了這個名字。
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而他卻不能。他不能,不是因為他所學的專業不吃香,而是他沒有一個好父親。他的父親當了一輩子農民,最後早早就去世了。去世的時候才五十歲。四十六歲那年得了肺炎,在沒有得到徹底根治後還繼續在地裡勞動。那時候家裡一下子分到了十多畝地。父親就領著哥哥姐姐們沒日沒夜地幹。他心裡有著這樣的壯志:要給三個兒子每人蓋上一幢房子娶親。但事實上他卻只給大兒子蓋了一幢,然後全家掉進了債窩——為了給他治病,家裡四處舉債。但他最後還是死了。他死的時候,鄧一群才上大一。事實上,鄧一群直到後來才知道,他父親的死並不完全是因為累,還因為丈量土地面積時和生產隊長髮生了爭執,並且打了起來。那個生產隊長短了他家二分地。二分地能打多少糧食啊,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然而事情的結果卻是派出所關了他父親兩天,回來後他父親就病倒了,而這一次一倒就再也沒有起來。
會議結束的那個晚上,很多同學都回家去了,但也有一些留下來的,留下來的同學中,差不多都是因為家在鄉下。鄧一群沒有走(他家離縣城太遠了)。他們都住在縣政府對面的河岸邊一家旅館裡。那家旅館叫“紅旗旅館”。
縣城的傍晚,非常寧靜。西天一片通紅的火燒雲,把不大的縣城所有的建築都鍍上了一層淺淺的金黃。鄧一群對“紅旗旅館”是熟悉的,它就坐落在縣城中心位置的紅旗橋左側。
紅旗旅館還是幾年前的那種老樣子,二樓三樓是旅館,樓下卻是浴室。當年鄧一群從鄉里中學趕到縣裡參加高考,也是住在這家旅館裡。客房很小,而每間房裡都有三四張鋪,幾隻破舊的腳盆和一隻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