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並不是剛愎自用的性格,哪怕是在最得意的時候也願意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倒不是他有虛懷若谷的品質,只是因為雞賊,但凡聽到有可能賠錢就格外重視。

袁可立提醒的很有道理,別看陸軍在北方所向披靡,可去了大西南還真不見得好用,原因有三。

第一,水土不服。陸軍士兵大多來自北方,非常不適應當地溼熱的氣候,有可能會出現大量非戰鬥減員。

第二,交通不暢。四川盆地的交通自古以來是個大難題,而土司們佔據的地區要不靠近高原,要不屬於橫斷山脈,基礎建設基本等於零,不利於大軍通行和補給。

第三,傢伙不趁手。其實這一點才是關鍵!如果武器裝備合適,前兩點是能克服的。但火槍怕潮溼的特點目前還沒辦法解決,總不能讓陸軍掄著工兵鏟戰鬥,那就有點暴殄天物了。

“臣謹遵聖命……”見到皇帝讓步了,二袁趕緊表態支援。

只要不把西南搞得一塌糊塗,治一治私鹽和私茶販子也是應該的。裁撤南京朝廷聽上去動靜挺大,實際上要比鹽茶新法和改土歸流容易的多。

這麼說吧,在大明陸軍和海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不管皇帝想搞什麼都很容易。反之,則很難。這位皇帝其實沒什麼太高深的政治手腕,也很少和朝臣們玩宮鬥戲碼,靠的就是大力飛磚。

從這一點上講確實有暴君的嫌疑,動不動就抄家苦役。執政十多年來,至少有上百個士紳大族被連根拔起,抹殺得乾乾淨淨。

之所以沒在朝野上下獲得太多惡名,一是牢牢佔據了文治武功的後者,在多次對外戰爭中位於不敗之地。自古以來能保護百姓不被外族侵擾的皇帝再次也次不到哪兒去,很容易被民間接受。

二是牢牢把控了輿論,每次向政敵發難都是文武雙拳一起動。一面抄家抓人,一面在報紙上大書特書,將對手描繪成禍國殃民的大壞蛋。

這樣一來不用刻意抬高,皇帝在民間就成了解救萬民於水火的大英雄。即便事實並不完全如此,被抄家苦役者也不都是壞到骨子裡的奸佞,可老百姓真管不了那麼多,輿論一起來不是也是了。

照理說皇帝耍來耍去就這麼兩招,用的次數多了很容易找到破解之法。可實際上明知道皇帝要幹什麼,卻誰也無力面對。

玩武的,陸軍和海軍牢牢把控在皇帝手中,即便袁可立想幹點什麼,身邊也有一大群參謀死死盯著,只要不合規矩馬上予以制止。

就算把總參謀部變成了一言堂,下面還有陸軍參謀部和海軍參謀部,沒有這兩個部門的配合,照樣一兵一卒也調不動,同時還會遭到彈劾,直達天聽,想瞞都瞞不住。

玩文的,一個《半月談》一個《商報》,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早就名聲在外並深受百姓信賴,隨隨便便登出篇文章,就比好幾位當代大儒傳播的廣泛。

士人階層本身並沒有戰鬥力,必須透過鼓動百姓和軍隊來間接實現。現在軍隊抓不到、百姓又被報紙率先忽悠了,光一群讀書人明白屁用不管。

所以皇帝的招數早就被人看透了,可至今為止還沒找到破解之法,原因依舊是報紙。

想新辦報紙必須經過司禮監的嚴格審批,好不容易在程式上透過了依舊會受到東廠和錦衣衛的嚴格監管,稍有違規就會面臨嚴厲處罰,甚至抄家苦役。

而做到什麼程度算違規,解釋權都在司禮監。《半月談》和《商報》幹了同樣的事兒,司禮監屁都不放一個。

誰若是在這個問題上死纏著不放,誰和家人就會被錦衣衛和東廠如跗骨之蛆般的調查。大機率會被找出違反律法之處,然後透過報紙無限擴大,最終身敗名裂。

說白了吧,皇帝就是不想讓任何人辦報紙,還不明說,故意弄出這麼一套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