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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謀士，情況稍好一點。我們過去有一種機械的評價標準：農民起義就是革命行為，就是推動歷史的發展，讓人感到是一種很牽強的理論。有作家窮一生之精力，寫出多卷本的小說，歌頌“李闖王”，讓人難以卒讀。崇禎帝面對這位大肆破壞、殺人如麻的“闖王”，能有什麼辦法？！

國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在東北邊境，後金的侵略更加頻繁。在當時已經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為了支援對金的戰爭，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加派是掠奪性的財政措施，賦役徵收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賦役的徵收量不能超過生產者所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某一限量，但三餉加派卻是依軍需決定徵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對其統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斷生路。

崇禎是一個優點與缺點都突出的人。崇禎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把史書裡對他評價綜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雞鳴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裡從來沒有宴樂之事。”

再順便舉史書上所載的三件小事：崇禎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買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了虛心的批抨。

但崇禎性格上的缺點也是強烈和極端的。崇禎的這種節儉已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儘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只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堆裡，這種節儉大約只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咸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咸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裡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

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裡，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