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0部分(第2/5頁)

走了，扳斷了手腳扔在街上討錢，才是大不了了嗎？

這不對！無論那些孩子和那些乞丐是什麼關係，這樣不對，孩子不是包括父母等誰人的工具，他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

因為現實和觀念的雙重失效，一個路人沒有對孩子伸出援手，可悲卻可以理解。但他不應該說甚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應該不滿，應該羞愧，對這種現狀的、對國家的和對自己的，應該說：“我不想繼續這樣了。”

這樣的想法越多，其中總有人會實際行動，像廣州白雲區的那群普通市民，像我。

當整個國家和人民都有這樣的意識以及行動，事情就好了，這才是發展。

而不是什麼都不去想，不是當鴕鳥的逃避問題，不是拿他國的問題來掩蓋，不是連一聲“我不滿意有流浪兒童”都不捨得去說，不是感覺痛心和無奈就錯覺自己盡力了。

不要再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使現實的困難重重，也要堅守正道，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說再多不去行動終究無用，我將成立一個專門救助中國流浪兒童的慈善基金會，與中國民間兒保機構合作推動中國兒保的發展。願吾之天真，能多讓幾個孩子的臉蛋重現笑容，多讓幾個破碎家庭重響歡笑。

也願中國各界名人共舉此事。古之士紳多好慈善，富人有更大的社會責任是一個古今共識，但慈善在當代中國亦如初生小草一般稚嫩，難以尋見。呔！富人名人飲飽食醉之餘，捐助回饋社會理當如此，否則一喻利小人罷。

每每到中國寺廟遊歷，必定香火鼎盛，人們把餘錢買花獻佛，以求諸願。滿天神佛就是些喻利小人嗎？拜之則賜福，不拜則賜罰？佛教人普渡眾生，這個眾生不包括孩童乎？佛陀割肉喂鷹，爾割點餘錢給慈善又何妨？

我有一《論語》贈予諸君，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也。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有餘力拜神，就更該有餘力慈善，佛願如此。不管富人或普通人，行有餘力都應該慈善，聖願如此。

貧窮滋生了罪惡，讓愛和夢想都成了草芥，但也正因為愛和夢想，讓貧窮消散，讓罪惡隱去。

也許有人會說：“你誰啊，要你管了？”

你在憤怒嗎？在不爽嗎？在不屑嗎？在認為我是高談闊論，指手畫腳，大義凜然，不知所謂嗎？不想我說什麼，做什麼嗎？因為你不想聽，不想做，不想想。別人這麼做了，你看了尷尬。

儘管去憎恨我，鄙視我，嘲笑我，唾棄我，咒罵我，儘管捂著耳朵躲到遠遠的一邊去。

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有我的同道中人，過去未來，千千萬萬。

我知道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和發言被稱為“公知”，其中良莠不齊，有君子者，有小人者，有真有偽，這是個富有爭議的群體。

所謂公知者，不過是19年前美國uc1a歷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在其《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提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識分子要具備專業素養，世界視野，社會責任感，文化責任感，改造社會的行動，擔當社會引路人的勇氣。

然而早在25oo年前，孔子領三千門徒遊學，以微弱之力試圖改變春秋之亂局。此後世世代代，無數有志者為國為民奔波一生。正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請問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數千年來所謂計程車人，所謂的君子，有何區別？

我借孟子之聖言多加一句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真正的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