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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中原的商事雖然大興，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低下不見這個廷議中奈布幾乎一言不敢發麼？若不是因為鄭渭的特殊存在，剛才曹元忠的動議多半就會透過，商人的利益就“理所當然”地被馮道等人犧牲掉了。而鄭渭之所以能有今時今日的地位。也是出於歷史原因，而不是因為他是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表。

眼下商人們再有錢，其財力也影響不了廷議，但若放到糾評臺那就不一樣了，商戶們的財力控制不了的三府二臺的大員。但影響眾多大大小小的糾評御使就不一樣了。

馮道說道：“大事不謀於眾，事若不密，恐誤國家。”

鄭渭道：“這又不是什麼國家機密，有什麼不可說的？這些年行商坐賈出錢出力，秦西之守、漠北之戰，前方固然有將士們搏命廝殺。後方也有生意人勒緊了褲腰帶支援我們，更別說戰後重建、交租納稅，他們也都是大頭沒有他們，我們有底氣免掉河北、山東、河南和荊北的農稅？這個國家本來就有他們的一份，不能太將他們不當人看。真覺得如今的商政有問題。真的要整頓一番，至少該問問他們的意見。”作為宰相的鄭渭雖然沒有直接否決曹元忠的第二條動議，但和直接否決也沒什麼區別了，曹元忠知道若是事情攤到糾評臺上公開來說，除了將局面鬧得更加紛擾之外，透過的機會實在渺茫！他的前兩條動議都沒有透過，第三條動議當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策十年秋天的這次廷議，按照後世新聞聯播的詞彙。可以總結說“這是一次不成功的大會，一次不團結的大會，一次不勝利的大會”！

所有人都是各有立場。所有人都是各懷機心。而且各方都對這次廷議的結果表示不滿。

曹元忠自然不用說，廷議結束後直接殺到西山去找郭汾，希望她出來主持大局，但在私郭汾和他並不熟，在公郭汾對曹元忠的信任也遠不如對鄭渭，所以最後也沒有如他所願。

至於馮道等人也不滿意。在他們看來曹元忠要繞過監察臺讓諜務司去查官員，如果放任其發展最後怕會變成一種恐怖的特務統治當然馮道他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特務。但類似的情況在唐朝發生過的，那就是武則天時代的酷吏政治。那是所有文官集團的噩夢，因此他們當然要戮力抵制。但查一查商人，馮道李沼等卻都認為是應該的，在他們看來，鄭渭作為宰相不該阻撓，而應該更有“大局觀”才是。

鄭渭當然更加不滿，曹元忠要繞過民法去查商人、繞過監察去查官員固然讓他警惕，而馮道等人竟然把商人的利益當作一塊狗骨頭丟出去安撫曹元忠更是讓他覺得反胃，他成長於西域，雖然也讀聖賢書，也欽佩往聖的文章道德，可從來沒有在中原近儒的圈子當中浸淫過，所以目光自與中原的儒生很不相同，實在不覺得眼前的這幫讀書人，與戰國諸子的聖賢們有什麼傳承關係。

會議散了以後，所有人都各歸各位，去忙他們各自的事情。而廷議的內容不知怎麼的就洩露出了出去，而且在傳播的過程中，有些地方就失了真，結果不出數日，就在幽、津兩地掀起了輿論上軒然大波。

士林首先對事件表示出極度的關注，想想也是，在中原進入安定、將軍們退入各地軍鎮軍區之後，文治之興幾乎就成必然，這時候樞密院跳出來要監控士林、審問官員，試問誰不警惕？儘管張邁在平定洛陽之後起用了大量的年輕士子，但整個中原舊官僚仍然佔有相當大的份額，莫說地方，就算中樞也有許多如李沼、王溥者，就算是出身新晉之臣如範質、魏仁溥，誰又沒有一兩個曾出仕石晉的親戚朋友呢？因此訊息才一傳出，眾議紛紛，齊聲譴責，樞密院登時成為千夫所指。

不只是士子們對曹元忠口誅筆伐，坊間的輿論也潛流暗湧。

如果說，士林的反應是激動而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