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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到他，我總是假裝記不全他的名字。

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總是在上課上樓的時候碰到，一前一後，一左一右，在樓梯兩側各自低頭走。我心跳很快，腦漿要沸騰成一鍋漿糊。

人腦中有3種物質，一種是讓人興奮的多巴胺，一種是去甲腎上腺素，另一種是苯和胺的化合物。當人腦浸入這些化學物質的時候，就會墜入情網。

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大腦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這複雜的混合物中，一度以為所有的腦細胞都會燒乾燒盡。

荷爾蒙是粉紅色的，每天在樓梯間裡如夢似幻一分半鐘，渲染清教徒一樣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時候寫了本言情小說，男主人公照著隔壁大提琴男的樣子寫。小說裡愛情活動主要是散步，並肩行走就已經是獲得感情享受的標準動作，寫作時會幻想偶爾意外的肢體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撫摸右手手背模擬，就已經害羞得快要中風。

言情小說寫完之後，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還是連互相問好都不曾有過。我非常天真地以為已經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視為男女雙方渴望接觸而形成的張力。那時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對方的回應來發生什麼化學反應，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話，是快要高中畢業的時候，兩人仍是前後腳在樓梯上。我在前他在後，他忽然快幾步追上我，要我給他籤個名，說以後可能會升值。我非常謹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後100年，簽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時期是後無來者的吧。因為我上大學之後就陷入了激素乾涸的危機當中，常常乾笑，幾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經歷，且視男性美貌如糞土，偶爾托腮表演對美男子的憧憬，內心也有一個知根知底的聲音說：“呸。”

我一度以為是因為來到北京，天氣太乾，空氣太差，冬天太長太凌烈，凍結了我的荷爾蒙。後來想想，覺得北京是無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長大，自己還沒有經歷什麼，已經聽說過足夠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懷孕，有人離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紅杏出牆，有人趟過男人河終覓得良人前世勾銷，有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也要一鼓作氣隱忍強撐下半生。

與人鬥其樂無窮，與命運鬥勇氣可嘉，與現實低聲下氣地商量，則是難堪又無奈的。大多數人卻都是這樣的，姿勢優美決絕的人最後多半會後悔。

瞭解得越多，越會得出“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這樣的大俗結論，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會苦笑說：“其實你不懂。”而且他們竟然不是在撒謊。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該瞬間幸災樂禍。正確的反應似乎該是別過臉去，對他人的生活禮貌地喪失好奇，沒有誰的生活值得羨慕，自己的生活也沒有那麼難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現實是抽乾了荷爾蒙的東西，只是覺得對20多歲的我來說，荷爾蒙已經近於雞肋，把理智滿打滿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樹有個短篇小說，叫做《我們那個時代的民間愛情傳說》，小說的副標題，是“高度資本主義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講的是上世紀60、70年代，當日本將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處女”身份的時候，兩個優秀美麗的年輕人相愛，最終卻因為女孩子堅持不能婚前性行為而終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後，他們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經結婚，主動提出要遵守當年的承諾，終於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卻幾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說：“我做不出這樣的事。”然後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願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個童話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結尾：“當一切事情結束的時候，國王和他的侍從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誕滑稽也好，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