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5頁)

上，心裡默記著。樣子有點像考試中作弊的學生。

“對不起……”有的客人會有一搭沒一搭地沒話找話。

遇到善意的人我會應答幾句。碰到張揚的主兒，我會用自己的招兒。

開始可以裝聽不懂，這招很管用。“原來是外國人。”一般客人就會寬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饒的，我從來不生氣。笑著把一連串的英語甩過去。在上高中的時候，我就給韓國人做過英語翻譯，英語好得可以罵人！但特別要注意的是臉上一定要笑著，笑著較勁。心裡痛快著呢！

日本人對英語有一種特別的崇拜，聽不懂，自然覺得很沒面子。但不能給周圍的人看出不懂，“ok，再給我拿瓶酒。”他口氣軟了下來。

我還是微笑著雙手遞給他。在這兒我學到了職業尊重。在店裡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優質服務；他是個男人，女人要學會給男人留面子，特別是在眾人面前。

店裡如果有客人吐了滿地，清掃這種活兒店長馬上就會派給我做，起初，我認為這是民族歧視，非常生氣。後來才感覺到，在日本，女人在職場為男人送咖啡，說順從話，傾聽眾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澱下來的對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個地方，新來的人做最髒最累的活兒是理所當然的。過了一陣，店裡又進了新人，這種活兒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會的底層，承受著生活的壓力，享受著簡單的快樂

只有瞭解艱難，才會品嚐快樂。

說到苦，那時真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而快樂是發自內心的。艱難的日子裡，你會發現快樂其實是那麼簡單的事。發工資了，考好了，別人的話能聽懂了，我說的話，別人也聽懂了，都會有一陣陣驚喜。那個時候並不缺少快樂。而後來所謂成名之後，簡單的快樂卻少了許多。

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每天承受著生活的壓力，享受著簡單的快樂。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更沒人知道我父母其實就在身邊。我不敢說，父親就是當時的新華社東京分社社長。

6。當單詞表變成工資單（2）

當我下決心要來日本自費留學的時候，媽媽沒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訴爸爸。從二姐想出國的時候開始，爸爸只有一句話：“等我們回國後再考慮”。當時的氛圍就是這樣，在職幹部的孩子出國留學，難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於是媽媽就開始瞞著爸爸辦理一切手續，求到一個她在日本的學生，在銀行做了個人擔保。只等孩子們都到了東京，才跟爸爸攤牌。理由相當充分：第一，沒有政策說駐外記者子女不能留學；　第二，沒有動用任何工作關係；第三，任何方面都經得起檢查。生米煮成熟飯，爸爸拗不過，只能做好被立即調回的思想準備。

後來真有人告到了總社，說爸爸把全家都辦到了國外，總社經過調查，認為父親的確沒有利用職務之便，此事才沉寂下來。現在駐外人員攜妻帶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當時，我不僅度過了一個很少父愛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而且高中畢業，留學東瀛，在父親身邊時，還要提心吊膽、東躲西藏。

在經濟上我更不能依賴他們。當時駐外人員每個月的工資不高，爸爸、媽媽加起來不過五萬多日元（約2500元人民幣）。媽媽作為編外人員工資更少，除了飯費，生活零用費只能夠在機場買一碗麵條（機場的麵條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歡吃麵條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錢吃得起的，就是車站邊麵店裡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兒，帶著嘶啦嘶啦的響聲埋頭大吃。這成為他至今仍懷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媽媽。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卻很難見面。偶爾打個電話……

“今天我和你媽上街了，買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緒似乎特別好，“還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