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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對於這些俄羅斯人來說，以色列似乎是一個外國。研究報告中寫道：“這些移民認為俄羅斯的文化和語言優於希伯來的。88％的移民認為移民對以色列文化生活的影響是積極的或者是非常積極的，然而只有28％的人認為以色列文化對移民的影響是積極的或者非常積極的。”以色列的文化常常是狂熱的（對於那些曾經經歷了蘇聯狂熱的人一點也沒有吸引力），並且被認為是一種同敵人相沖突的文化，這個敵人就是巴勒斯坦人，這激發不起俄羅斯猶太人的民族認同感。但是，它又具有地中海風味，在這些已經被俄羅斯化的猶太人眼中，它意味著懶惰，因而也是低下的。此外，還有經濟問題。經濟學家沙利特·科恩（Sarit　Cohen）和謝長泰（Chang…Tai　Hsieh）曾經寫道：“除了它本身的規模外，俄羅斯移民還有一個獨特的優勢，這就是許多俄羅斯移民都受過高等教育。大約60％的俄羅斯移民受過大學教育，而當地的以色列人只有30％到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這就導致了當地的居民同移民之間的社會危機和本質的憎恨——俄羅斯的專業人士大量地進入了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他們不屑於傳統上為移民準備的那些骯髒，薪水微薄的工作，現在他們要搶佔那些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人士而準備的高薪水職位。

5。　迴歸以色列（4）

俄羅斯移民很快就在以色列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社會，同現在的社會平行發展。政府對這些俄羅斯人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關注，並且，它也確實沒有能力這麼做。因此，在第一個整合的階段，俄羅斯人大量湧入，兩個社會基本上沒有互動——語言和文化導致了一段相互排斥的時期。（儘管兩個社會現在變得更接近，並且更為糾纏不清，我還是在耶穌撒冷市中心一個名叫“普京”的酒吧裡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這家酒吧的天花板很低，裡面到處都是第二代的俄羅斯年輕人，他們只用俄語交談；這裡沒有希伯來文字，只有西裡爾字母；並且這裡的DJ也只播放莫斯科的最新歌曲。毫無疑問，這種文化固執最為古怪的宣示是在2005年，當時在耶穌撒冷、特拉維夫和海法出現了一個政治團體，名字為俄羅斯民族中心。其成員為俄羅斯猶太人青少年，其公然宣稱的宗旨就是尋求“清洗母親俄羅斯所有的猶太佬、車臣人和其他少數民族”。）

警方最先注意到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已經退休的高階警官赫茲·萊德（Hezi　Leder）說：“當時，我是耶路撒冷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並且，我們開始收到海法和以色列北部地區一些同事的報告，年輕人中的犯罪率急劇增加。這些孩子都是十三四歲，也許十五歲，但是他們似乎都沒有上學，並且幾乎全都是俄羅斯人。”

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移民到以色列的俄羅斯人大約有70多萬人。多數都是非常誠實，同來自馬哈奇卡拉的亞歷山大·崗特利夫一樣。他的成功是世界各地都很熟悉的移民動機——從一個惡劣的環境中尋找一個庇護所，並且也為孩子們創造更好的生活。前警察吉爾·克萊曼（Gil　Kleiman）解釋說：“但是，如果來了100萬俄羅斯人，而其中只有1％的犯罪分子，那些壞傢伙的數量還是不少啊！”很快，萊德就向同事們發出了警報，對少年幫的現象予以重視，警方開始注意到謀殺和襲擊案件日益增多，並且也比以前更加殘忍。這些猖獗的犯罪活動主要發生在特拉維夫——或者罪惡之城，正如小報所稱的——但是幾乎總是發生在講俄語的社群裡。

1996年9月，在收到了一個匿名的舉報後，克萊曼和他的手下人震驚地發現了一具妓院老闆的屍體，此人名叫奧列格·“卡皮茨”·卡帕喬夫（Oleg“Karpits”Karpachov），剛剛被殺不久。在一套高層公寓裡，他躺在血泊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