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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裡，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復。惡性迴圈，他的心中永無寧日。”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階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１人、尚書４人、總督、督師７人、巡撫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皇帝向臣子募捐

崇禎除了應付年年從未斷絕兵事之外，還需應對各地此起彼伏的乾旱、地震、蝗災、疾疫。要剿流寇，要賑災區，要防邊患，這一切都離不開一件東西，那就是：錢。

崇禎深感國庫空虛，手頭拮据。可那老百姓已經榨乾了，怎麼辦？無可奈何之下，貴為帝王的崇禎也顧不得許多了，只好砸鍋賣鐵，把宮中的金銀器皿拿出來應急，甚至變賣從萬曆時積存下來的老人參，剩下來的就得號召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助餉，採取募捐一策了。

崇禎十二年，崇禎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親武清侯李國瑞，要他為國分憂，貢獻四十萬銀兩為餉，李國瑞見數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這麼多錢。不過崇禎對其底細也略知一二，當然不行，催逼更急。這李國瑞索性耍開了無賴，也來了個砸鍋賣鐵，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則拉到外面變賣，以示一無所有。此舉令崇禎怒不可遏，遂將李國瑞入獄，奪其爵位。李國瑞哪禁得起這個，不久便驚怒而亡。如此一來，外戚譁然，紛紛抱怨崇禎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制募捐。崇禎本人事後也頗為後悔，加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為侯，所追繳的這四十萬銀兩最後也全部退還。皇親既然反悔，官員自不會熱心，募捐一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從崇禎元年起，在陝北就鬧起了農民起義，這使崇禎帝如坐針氈，食不下咽，沒有一天不在想著如何“剿匪”。然而，經過十幾年的“剿匪”，由闖王李自成率領的一支農民義軍卻越戰越強。1643年，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這時候的京城，缺兵少糧，守備虛弱，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

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卻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100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裡，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麼多的銀子，為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從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就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油盡燈滅，國庫裡的儲存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嚴峻的責罵也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