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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以前我不認識劉少奇，他來三軍團工作，我表示歡迎。我和他談過以下的話：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遵義會議決定在湘鄂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大家都很高興，但傳達討論不深入。我們曾想在打敗吳奇偉軍後，爭取三五天休息，討論遵義會議決議，克服對敵作戰的猶豫情緒。現在部隊比較疲勞，特別是打婁山關那一天，很疲勞。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時從遵義出發的，想先佔婁山關（該關離桐梓和遵義各四十五里）。我們十一時許才接到軍委告訴的上述情況和要我們相機襲佔遵義的命令，即刻跑步前進。武裝長途跑步，消耗體力很大，幾天都沒有恢復起來。我先頭部隊到婁山關分水線（制高點）時，王家烈部隊只隔兩三百米，如果它先佔領，我處仰攻態勢，就會增加傷亡和困難。那天因為我軍居高臨下，王家烈部戰鬥力也不強，我們傷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敵人五個團打敗了，但因正面突擊，沒有截斷敵軍退路，故繳獲也不多。我還同他談：湖南敵軍戰鬥力也比以前弱。蔣桂戰爭時，湖南吳尚第八軍一部投桂軍，一部潰散。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紅軍到達郴州、宜章間時，我曾向中央建議：第三軍團向湘潭、寧鄉挺進，威脅長沙；中央率主力迅速進佔漵為中心的地區，發動群眾準備戰場；三軍團儘可能在寧鄉、湘潭、湘鄉、益陽地區同敵周旋一個時期。博古他們未採納，其實這個意見是可以考慮的。蔣介石部隊也很疲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建立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內容。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

當時中央軍委命令，從三軍團抽調三四百人，派得力幹部率領，在川、滇、黔邊建立新根據地，我們照辦了。抽選了四百餘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同志率領，在軍委指定地區進行遊擊戰，建立新根據地。徐是一九三○年鄂東南特委組織部長，派來三軍團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縣視察煤礦工作，就便調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們當年轉戰至五六月間，只剩數十人，被敵包圍，全部壯烈犧牲，沒有一人投降。

劉少奇到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時，正是蔣介石在貴陽城指揮他數十萬軍隊欲消滅我軍之時。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採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後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面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拋在我軍後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並沒有什麼“右傾動搖”。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會理召開了一次會議，名曰“會理會議”。這時有前述劉少奇和楊尚昆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又有林彪寫給中央軍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係：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如第二次佔領遵義的第二天，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於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