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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從日記中，至少我不知胡孫對話的具體情況，尤不知孫氏到底說了些什麼，但看胡適一個人自說自話且說得如此自負，就想來挑挑他的毛病。

十一　“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2）

不錯，自由平等學說從18世紀到19世紀的確發生不小變化。這裡單說自由，它就經歷了一個自洛克而始的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換，而胡適再三提及的英國密爾就是這個大轉變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就自由主義而言，胡適肯定是密爾式的，但未必是洛克的，在他的日記中，我尚未發現胡適讀過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只是在一則“近世不婚之偉人”的日記中，他（寫作“陸克”）和笛卡爾、帕斯卡、斯賓諾沙、康德、霍布斯、斯賓塞等人排列在一起。因此，大致可以推定，胡適的自由主義基本上就來自密爾，或自密爾始，而密爾之前的古典自由主義，胡適很可能暫付闕如。如是，胡適的自由主義和他以後所做的學問形同相反，由於胡適寫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便沒了下文，因此有人戲稱他的學問是“只有上半身，沒有下半身”；而他對自由主義的認知則反了過來，只有下半身，沒有上半身。然而，沒有古典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在來路上不明，就可能導致去向上的偏差。就近處說，胡適上述把19世紀的自由主義趨勢概括為“乃由放任主義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就根本站不住。再往遠處看，1926年胡適因造訪蘇聯三天便發生自由主義立場的動搖，殊不知，那動搖，還在十幾年前，就埋下了思想的伏筆。當然，這是後話。

胡適的問題在於，在什麼意義上，居然可以說西方政治學的趨向是“乃由放任主義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如果前半句尚可成立，後半句則溢位了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它是以“個人”為價值本位的，社會主義不然，它的價值本位不是個體而是“群體”。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的冷戰時代，它們長期對立，無以調和。當然，自由主義不是絕對地“個人”，在走出古典時代後，它也注重社群，注重群體功利，這正是密爾以及他的宗師邊沁的“新”自由主義的特色。但，任何一個概念都有其邊界，自由主義可以強調社群，只是這個社群不能遮蔽個人，如果取胡適那種說法，個人已經被取代了，還有什麼自由主義可言？看來胡適並不知道自己說法的嚴重性，所謂“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換個版本就是“由美國而趣蘇聯”。

胡適的說法應該說有其經驗依據，他當時身處的美國，正是激進的民主黨執政，掛帥的便是威爾遜。而1912年威爾遜當選前，執政者是保守的塔夫脫，他屬於共和黨。本來，塔夫脫接的是老羅斯福的班，可羅斯福是保守勢力中的激進者，他把棒子交給塔夫脫後，便不滿於塔氏的保守勢力，從共和黨中分離出來，另組進步黨，既與保守勢力的塔夫脫分庭抗禮，也與另一激進勢力的民主黨威爾遜爭取民眾，同時還與更為激進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黨”競爭。一時間，北美大陸，競相紛呈，百舸爭流。年輕人總是喜好激進的，因為它表示“進步”。還記得由胡適發起的“模擬總統大選”，那個代表社會黨的德卜僅有兩票，這兩票就全是由中國學生投的。而胡適所以票選羅斯福，也因為羅氏的旗號是“進步黨”。但胡適不知道，他受當時美國激進風潮的感染，並不能說明這就是從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勢，並不能說明這就是從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除非是德卜當選為總統。事實上，胡適感受到的，不過是美國政壇左右勢力的週期性輪替。從1896年開始，總統便是在保守勢力的共和黨手上，一直持續到1912年的威爾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