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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最後一恨他說：

既再遊江都，聖心燻法，令著《淨名疏》，不揆暗識，轍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鹹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束法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門亦絕。字裡行間充滿痛切激憤之情，表達了一位殉道者對於世道不公的最後抗訴。

然而，智覬大師的申訴並非指斥弟子楊廣，楊廣只是一個藩王，上有父皇和太子楊勇，不是楊廣說了就算。而大一統的天下大勢又要求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統一政權要求有相應統一的宗教，建立為王朝所用的最高神學。楊堅在滅陳後不久就敦促智覬要“以同朕心”，和朝廷保持一致，智覬卻非但不主動歸依新朝，反而不願“依違順彼”，要“絕域遠避”，“雖在人間，弗忘山野”，想自由地弘法傳教，顯然不容於當世，有悖於當時的政治情勢。對於楊廣來講，他坐鎮江都，受命統領舊陳之地，必然要做到江南的宗教思想與朝廷的一致，由於智智覬在江南宗教界的聲望，楊廣不僅要控制智覬，還想利用智覬的影響力，就像拉攏利用江南道教首領王遠知一樣。王遠知束手就範，但智覬卻凜然不附。智覬的孤傲不屈固然可貴，而楊廣對桀驁不馴的大師卻也自始至終沒有粗暴簡單地施之以迫害，而是頗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延屈，施之以惠，竭盡全力地拉攏，希望軟化智覬，使智覬感恩就範。

智覬門人灌頂編纂的《國清百錄》收錄了楊廣與智覬往來信件40多封，楊廣每封信都必稱弟子，言極謙恭，沒有絲毫王者的口氣相逼迫。智者大師對弟子楊廣也始終是十分尊重的，臨死之時，仍將其遺著《淨名義疏》三十一卷交付給楊廣，並囑請楊廣為南嶽大師慧思作碑頌，又“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並請度僧，“為作檀越主”。他說：“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希望楊廣護持天台教團。

楊廣對智覬的拉攏雖然抱有明顯的政治圖謀，遭到智覬抵制未達目的也是事實，但從他們交往的事實來看，很難說楊廣對智者大師施行的是**，即使是遺書“六恨”也難以看作是遭受迫害的證據，而只能看著智覬對想自由傳教而不能的一種控訴。

且楊廣收到智覬遺書聞知大師圓寂時“五體投地，悲淚頂受”，十分悲痛。“遠拜靈儀，心載鳴咽”，對智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給予滿足。智覬死後楊廣不改初衷仍然與天台教團保持密切關係，他遣使往天台山設千僧齋，建功德願文，表示“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並多次召見天台僧使，資助寺廟營建，而不因智覬已死而放棄利用大師的影響力來統一南方佛教界的努力。

智覬既死，楊廣轉而極力延攬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佛教另一宗派三論宗的宗師，據說是“安世高苗裔”，開皇九年（589年）南陳亡之時，40歲的吉藏與智覬一樣都離開了建康。智覬西去，吉藏則東走會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稱為嘉祥大師。他和智覬一樣也多次謝絕了楊廣的致書累請，至開皇末年，終於被楊廣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場，所受禮敬與智覬大師不相上下。後來他又隨楊廣延居長安日嚴寺，聲振中原。楊廣即皇帝位後，吉藏即成為隋朝佛教界的首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