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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以後在藏族地區發展和形成的我國佛教的一支。而蒙藏宗教關係的開端始於一千二百四十六年。”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就是元代？”

柴可靜接了一句，李博谷往兩人跟前走著說：“是的，其實早在一千二百四十四年那會，駐守涼州的蒙古王子闊端就寫信邀請西藏佛教薩迦派教主薩班袞噶堅贊到中原來，而薩班攜帶著自己的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經歷了艱鉅而漫長的旅途，最後在一千二百四十六年的八月抵達了涼州。”

“哦，那個時候的涼州可以算是今天涼州一代的統稱了，嗯，薩班他們在路上走了兩年，可謂辛苦，那這個八思巴就是後來蒙古的國師吧？”

李博谷對著柴可靜點頭答應：“對，薩班和八思巴他們千辛萬苦的到來，可當時闊端到和林參加選舉蒙古大汗的‘忽裡臺’大會沒有在涼州，所以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千四百四十七年，闊端與薩班袞噶堅贊才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會談後，薩班寫了一封致西藏僧俗首領的公開信，號召他們歸附蒙古，這就是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

“《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哦，原來是這樣。”

這時馮接過柴可靜的話問：“李校長，那八思巴是怎麼當上蒙古國師的呢？”

李博谷這會已經走到了石塔跟前，柴可靜在李博谷仰首看塔身的時候，對著馮笑了笑，伸手用指尖在馮的胳膊上輕戳了一下，臉上都是幸福，馮臉不改色，往李博谷跟前走了一步，在經過的時候趁機往柴可靜臉上吹了一口氣。

李博谷沒有留意到馮和柴可靜的小動作，回答說：“到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為了安穩政治，他繼續奉行闊端的政策，偏重於薩迦派，於是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帥天下教門。這樣到了公元一千二百七十年，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封號從‘國師’升為‘帝師’。時光荏苒，打從那以後，元代的皇帝就保留了敕封西藏僧人為帝師的習俗，而且，元朝皇帝要是登基帝位，就必須先從‘帝師’那裡受戒，這個跟西方國家教皇給皇帝加冕是一個道理，而元代帝師一直管理全國佛教事務，還設立了總制院，這就是元朝最早設定的僧務機構。總制院置有‘院使’，秩正二品，還有宣政院、行宣政院、廣教總管府等等。元代僧官的選用原則是‘軍民通攝，僧俗並用。’”

“所謂‘軍民通攝’，就是僧官不僅管轄僧尼事務，還掌管軍政、民政事務。而所謂‘僧俗並用’，就是以世俗人任僧官，以僧人任流官。”

“象這種政教混雜、僧俗並舉的僧官制度其實始於北魏前期，更能溯及於後秦，最終於唐朝時期盛大。”

“武則天延載元年，也就是公元六百九十四年，武令天下僧尼轉隸禮部祠部，祠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重事、令史、書令史多人，到了天寶六年，就是公元七百四十七年到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七年，置祠部使，典領佛教事務。接下來貞元四年即公元七百八十八年，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再有元和二年，即公元八百零七年又於左右街功德使下設僧錄司，置僧錄等職。此外，各州都設有僧正一職，掌管一州的僧尼事務。後來宋朝基本沿用唐制，中央設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州、縣則分別設有僧司，掌管地方僧尼事務。”

“對這段歷史我粗略的瞭解一點，”馮說：“這個‘武’就是武則天，‘’這個字是武則天創造的，日月當空，唯我獨尊。李校長，我們眼前這個功德塔又是怎麼回事？”

本來說的是功德塔，李博谷的話說著說著跑了題，開始對馮和柴可靜講述歷朝歷代的僧官制度，馮等他說完，將話題又擰了回來，李博谷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完全的被馮和柴可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