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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電梯只到13層，那裡有安全官員檢查每個人。三個孩子每人都有一個保鏢。早晨，如果孩子們去上學，瑪麗安娜會從上面看著，只到孩子們從她的視線中消失。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7）

後來人們確實發現，在對面鄰近的高樓上已經有“紅軍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兒。莫尼卡·霍爾邁埃爾曾經非常透徹地描述過這個時期以及它給瑪麗安娜的三個孩子的心靈上造成了什麼後果。也許這種緊張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一些特別歇斯底里的表達：他罵作家貝恩特·恩格爾曼是“老鼠和蒼蠅”，因為這位作家總是盯著他，而且老寫一些不負責任的書。這種使用糟糕的納粹語言的行為是一種嚴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對浪潮，特別是使年輕人認為，施特勞斯本身就是個納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輕人要求“制止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家則是這樣一個家庭：他們無比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共同抵禦外來的真實的或是可能的威脅。“就像瀝青和硫磺。”莫尼卡·霍爾邁埃爾說。每個人都完全支援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援丈夫，子女支援父母，家庭就是避風港。因為瑪麗安娜·施特勞斯認為，在家庭外邊，整個德國上下，老的價值觀已經淪喪。她仔細分析了當時社會的變化，這種“墮落”——離婚、墮胎、同居的人數都在增長。以她之見，這都是“社會自由主義”政策的責任。她和她丈夫的觀點一致。在一次採訪中她說，如果她的孩子們有一天“站到對立的陣營”中去，那麼“災難馬上就會降臨。我簡直無法想象，世界將會崩潰”。

幾年後，她的女兒說，如果丈夫、孩子們面臨的危險沒有改善，原來的價值觀仍然被“社會自由主義”政策破壞，如果這一切再繼續下去，那麼她的母親當時寧願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基於以上的原因，瑪麗安娜·施特勞斯總是把很多錢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現金裝在手袋裡帶過去。那裡是完全安全的，沒有恐怖分子，當然也不會有德國的稅務機關。她已經積累了許多關於怎樣在稅務機關面前藏錢的經驗。她死後很多年，一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個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婦瑪麗達·哈爾夫特去當地教會經營的二手貨商店。瑪麗達·哈爾夫特經常在這兒淘到一些價廉物美的東西，並且也注意給她收集舊手稿的丈夫找些東西。這次，這個家庭主婦在角落裡許多書的下面發現了一堆資料夾，上面“基社盟”、“財務主管”、“FJS”（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姓名開頭字母的縮寫）的字樣引起了她的興趣。這11個資料夾被她作為廢紙買回，並轉賣給了《明鏡》週刊，它包括了沃爾夫岡·博洛爾當時對基社盟財務狀況記載的原始檔案。作為基社盟的財務主管，博洛爾從1967年到1971年管理著基社盟的財政。正如一份報紙所寫，這份來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檔案，洩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從未能證明的有關基社盟的捐款醜聞。《明鏡》週刊——當時“民主的突擊炮”，用這發犀利的炮彈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經去世的宿敵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發出了一排齊射。據他們的報道，黨主席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有著一張特別賬戶的網。他把高達百萬的鉅款轉移到這些戶頭上並像他的私人財產那樣使用，沒有稅務官員的干擾，也沒有黨內人士的監督。這些錢被指定用於基社盟主席的“個人政治用途”，它意味著施特勞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擾地使用這些錢。當然，現在沒有人能夠證明，施特勞斯是否確實拿著這些錢作為私用了，因為早就沒法追查。況且即使涉及到稅務問題，主席收下這些“捐款”也是為了黨的工作。這些賬戶的一大部分錢都由瑪麗安娜為她的丈夫和党進行管理。

沃爾夫岡·博洛爾在施特勞斯周圍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選，作為資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