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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活動，對我們投入在有組織犯罪方面的力量產生了巨大的壓力——我們總是在後面追趕。”但是，對犯罪分子來說卻是個絕好的機會。

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有時，似乎以色列已經打算把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在這個問題上。一切似乎都是在阿以衝突火炬的指引下，而以色列自身社會的迷人魅力和活力特性都被忽視了，尤其是在蘇聯解體和全球化來臨以後。

外有*的強敵圍困，並且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Six　Day　War）以後，內有巴勒斯坦人在被佔領土（Occupied　Territories）不斷反抗，這都給以色列提供了強大的國內合法性。但是對安全問題的關注強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犧牲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直到15年前，猶太復國主義還在十分強大的集體主義的支援下，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集體農莊運動（kibbutzim），並且也受到了工會運動的影響（Histadrut）。納坦·夏蘭斯基，蘇聯的強烈反對者，當抨擊自己的新家時，也表達了許多右翼猶太人的心聲：“政府對以色列經濟的絕對控制，使它成為了東歐集團以外最具社會主義特色的國家……以色列要忍受東方中央集權控制和西方*自由的最糟糕的東西，這就是它的命運。”

但是，對多數的以色列人來說，強大的國家部門是猶太人團結的重要表現，將國家的專案賦予了社會和慈善的實質。全球化正在殘酷地吞噬這一特性，在有些地方，更是加深了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裂痕。以色列電視臺著名的政治評論員烏利·科恩·阿哈拉諾夫（Uri　Cohen…Aharonov）說：“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和本·古裡安（Ben　Gurion）總理都是人民的公僕，住在狹小的兩居室中。每天早上6點起床，為以色列鞠躬盡瘁，整日操勞，到了半夜躺在床上還要想著國事。現在，如果你提起集體農莊這個詞，人們都會嘲笑你的。”阿里埃勒·沙龍有一個巨大的農場，而僅僅幾里之外就是全國最貧窮的人們居住的斯德洛特（Sderot）地區。富人和平民百姓之間的差異，越來越使我想起了南美洲的貧富差距。

5。　迴歸以色列（13）

在經歷了多年的資本適度流入後，直接的外國投資突然大量擁入，這是受到了《奧斯羅協議》以及之後的和平程序帶來的穩定政治局勢的激勵。外匯管制放鬆了，突然之間，每年有數十億美元進入以色列。從1992年到2000年，僅僅用了8年時間，外國投資額從兩億美元猛增到80億美元。在這一大環境下，來自俄羅斯的資金被以色列的精英們看作是經濟成功的指示劑，而不是犯罪活動。甚至更加驚人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從1990年的11，000美元攀升到2006年的18，620美元。以色列的明顯富裕，同周邊*國家的停滯蕭條日益成為鮮明的對比。然而，不太顯而易見的是，隨著投資者的資金大量湧入非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人數也在穩步上升。

網路泡沫經濟的破裂，導致華爾街的自殺新聞不斷轟動世界，但是這對全球化世界的邊緣地區影響更加殘酷。在以色列尤其嚴重，不僅僅是因為財富全都集中在了高科技產業，同時也是因為2000年正好爆發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義。緊縮政策代替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預算擴張。花費在以色列國防軍的預算大幅增加，以應對巴勒斯坦人的挑戰，但是花費在警方上的預算最初保持不變，但是隨後就被實際削減了。更為嚴重的是，社會福利計劃也被消減，在很短的時間內，從20世紀90年期間就一直增加的貧富差距突然之間更加明顯了。世紀之交的以色列社會也迅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影響對以色列更是糟糕，失業率一直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