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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親王的樣子登上車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這樣，要不然所有中國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外國人太少了，怎麼可以不與眾不同。現在不同了，現在歐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們爺爺這一輩發過財的城市，一個個，一群群，又拎著各種各樣的皮箱來到上海。

聽說他們對上海有著世代傳下來的好感，在他們歐洲的老家，他們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長輩從上海帶回去的明信片，寬闊的外灘，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羅的海沿岸的城市。而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經很難找到了。在家鄉的日子裡，他們就隱約聽到過上海歐洲人的傳奇故事：在上海發了財，在上海遇見了心愛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奮鬥的機會，在上海過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還有隻憑著一張歐洲人的臉和一個貴族頭銜，可以在上海最豪華的飯店裡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館裡白吃，而沒有人懷疑這個人是否付得清賬單，直到幾年以後東窗事發。雖然大多數人不會這麼做，可聽上去還是讓歐洲人舒服，像是有個喜劇等著你似的。

愛爾蘭酒館（2）

於是他們就來到上海。來上海，當然為了掙錢。有英國人說他只要能掙到他在英國想要掙的錢，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麼事。大概來到一個陌生城市謀生的人大都會這麼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麼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就不願意回歐洲去，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不那麼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似乎事情就變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確像一隻睡獅，一旦醒來，就充滿活力，連空氣裡都有機會的氣味。上海又像一條家狗，對自己認同的人非常親切慷慨。

十九世紀初年，來上海的歐洲人在東大名路上開出第一家歐洲式的酒館，此後一百年，是上海門戶洞開的時代，最多時，在上海有十二萬常住戶口的外國人。他們給上海帶來了電話、汽車、染料、貿易、香水、玻璃*、機器、鴉片、咖啡、沙發、照相機和柯達膠捲以及陸陸續續的整個西方文明，還有灑著血汙淚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餘年過去，當中經過三十多年中國人對在上海的外國人徹底的清洗，當年東大名路靠近碼頭的那家酒館早已不知去向，現在在靠近領事館區的桃江路的街角，又開了在歐洲流行的愛爾蘭酒館，為現在到上海謀生的六萬外國人在遠離家鄉的夜晚有個像家一樣的地方可去，去忘記自己到底是在哪裡。

隔了四十年再來上海的外國人，為上海帶來了投資、計算機、汽車、電話、染料、貿易、香水、廣告、電視、可口可樂、西班牙瓷磚、義大利皮鞋、美國大片，還有抗抑鬱症的標準藥物百憂解。如今這一代人，不像他們的爺爺輩，買一張船票就來了，他們大都特別在北京或者臺北學習了中文，能讀會說的，還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洗好了腦，更能入鄉隨俗。在愛爾蘭酒館的樓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剛剛和一個金髮女子一起吃了家鄉燉肉的先生，結賬時接過女子遞過來的小錢包，數出人民幣來，沒有忘記對跑堂的說一句漢語：“我要發票。”

說起來，上海真的是個奇特的城市，當這裡的大樓裡雲集著謀生的外國人，它就是在發展，當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個金髮旅遊者端著親王的架子時，它就凋落了。

愛爾蘭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館裡唱著他們家鄉的歌。一支愛爾蘭生來憂傷的曲子從寡淡無味、可在這裡大受歡迎的燉羊肉氣味裡升了起來。

在樓下吧檯裡面，走出來一個穿廚師服蓄紅鬍子的人，他把一雙特別結實的大手撐在木頭櫃臺上，遠遠地看著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館特別從愛爾蘭僱來的麵包師傅。為了做地道的愛爾蘭麵包，老闆特別從愛爾蘭僱了麵包師傅來，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裡學出三級廚師證書來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