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頁)

建安年間，在他統治下的許都，文學活動相當熱烈，他不僅支援，還親自參與。《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有過這樣一段記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這當然是曹操的功績。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曹丕、曹植是不餘遺力的倡導者。而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女詩人蔡琰，是競展才華的響應者。劉勰距建安約二百來年，他筆下的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可信和準確的。

文學的發展，時代的###與安定，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起義，九州暴亂，後是董卓折騰，戰禍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詩，“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全在詩人筆下寫出來了。打鳴的雞都沒有了，還能詠唱的文人嘛？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曹操與建安文人（2）

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知識，仇視文明進步的特點，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能打鳴的雞，只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兩袁，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在統治者的眼裡，這些風頭正健，名聲響亮的作家、詩人，雖形形色色，幫幫夥夥，好好壞壞，長長短短，但究其政治態度分類，無非三者，擁護皇帝者；反對皇帝者；間於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者，這其中又有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區分。第一類，好辦，成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第二類，也好辦，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不過，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識分子中，不佔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就是指處於這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為歷來統治者最感頭疼麻煩的一撥。重了不是，輕了也不是，除了獨夫民賊，統統地殺，整個社會出現“萬馬俱喑”的局面，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很自然地與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氣相通，若不僅止於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帝王撓頭的事發生。

雖然從秦始皇起，所有殺知識分子的帝王，都會背上千秋萬代的罵名，但好像也從未見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過，照殺不誤。曹操是文人，當然更知道文人之殺不得，但是，當他曹氏統治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就要讓位於政治家的曹操。到這時候，他無法手軟的，於是乎，還是得訴之於殺頭這一招。所以，文人在與統治者的這場老鼠逗貓的遊戲中，輸牌是早已註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殺，《捉放曹》裡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