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第1/2頁)

名為《十二怒漢》的原著小說，出版於50年代，無論是米高梅公司所拍攝的版本，或是楚言腦海中其他的相關電影，在劇情走向上都沒有非常大的差別，但無論哪一個版本，都基本拍出了各自的特色。

其中的原因就在於，12位身份各異的陪審員，每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都會隨著背景設定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次楚言所改編的版本也是一樣。

在劇本創作期間，楚言還大膽借鑑了身邊人的看法，包括秦歌、張楚雄還有家裡的各位長輩，都被他拉入了案情討論之中，從中觀察和記錄，大家對於劇情中涉及案件的看法。

很顯然，楚言的這個做法讓他在創作中受益匪淺，哪怕是如此親近且互相瞭解的一家人，在面對這個虛擬的案件時，每個人所關注的側重點和想法，都呈現出巨大的差別。

比如楚安然和張松仁這老兩口，面對楚言所描述的這件“弒父案”，楚安然就明顯更傾向於身為被告的嫌疑人，哪怕內心也覺得嫌疑人有罪，仍然堅持“事出必有因”的論調，積極想要弄清嫌疑人行兇的動機，並試圖藉此為他尋求輕判，而經過楚言的詢問，楚安然也大方的承認，她的出發點就是，“畢竟還是個孩子，年紀那麼小，不能輕易毀了孩子的一生。”

而張松仁則是堅定的“有罪論”支持者，或許是同樣身為父親，他顯然更能理解被告的父親，在“恨鐵不成鋼”的心理驅使下，那些明顯有些過分乃至暴力的管教行為，並堅定地認為被告人因此“弒父”堪稱毫無人性，必須明正典刑。

張楚雄這位高階會計師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則更加註重案件邏輯的縝密，和證據鏈的嚴謹性，換句話說，在他看來，客觀證據具有更大的說服力，當然，一旦認定邏輯或證據上出現不可解釋的瑕疵，他也會第一時間支援無罪判決。

至於秦歌和翁美琳兩人，就更為感性，兩人都堅決的認為，嫌疑人必是兇手無疑，而量刑則是法官的事，陪審團只需做出有罪判決即可。

正是在這樣的討論之中，楚言的劇本開始逐漸成型，12個性格背景各異的角色，紛紛躍然紙上，一段段精彩的臺詞，也被填充進故事的框架中。

當然，就算是再好的劇本，也還是需要靠導演和演員，來將書面上的故事，變成大熒幕上的畫面，而基於這部《十二怒漢》的特點，在演員陣容方面，勢必需要精挑細選才行。

作為專案籌備的第一步，在完成劇本之後，楚言還是決定先敲定電影的導演人選。

客觀地說，這部電影對導演來說，並沒有什麼炫技的空間，在以表演和臺詞推動的劇情中，絕大部分的鏡頭，將會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內完成，就連攝影機的機位大部分都是固定的，時間順序上也沒有什麼可操作的餘地。

但如何在這種情況下，透過鏡頭語言，調動觀眾的情緒，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最開始，楚言有考慮過師兄杜齊峰，以及王京、徐柯、許安華等不少人選，但最終都感覺不夠合適而否決了，後來還是在王京的推薦下，他找上了劉煒強。

說起來，楚言與劉煒強也是多年的老相識了，不過，兩人還沒有以演員和導演的身份合作過。

如果從攝影師屆的輩分來說，劉煒強應該算是黃越泰的徒孫，當初離開無限後，也曾經跟隨著黃越泰一起，以攝影師的身份，參與過幾部楚言電影的拍攝。

不過，從1988年起，劉煒強的事業就開始騰飛，先是在電影《旺角卡門》中，與王嘉衛開始了合作，並以此片獲得了香江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攝影提名。

之後，劉煒強又在1990年，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處女作《朋黨》；直到1994年，他再度以攝影師的身份，與王嘉衛合作拍攝了影片《重慶森林》；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