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從而歸納他終極的藝術成就。當然,沒有一個藝術家能憑空產生自己的風格,而是年月層層的沉澱、經驗點滴的積聚,才能攀上藝術險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蹤張國榮後期的藝術版圖時,也必須常常回顧他前期試練的痕跡,例如九○年代對鏡獨舞的阿飛,如何在八○年代的《烈火青春》裡早已現身,或銀幕上風情意態直逼如夢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樣迴響電視時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這些回溯,是為了聯結歷史,也為了印證今昔!另一方面,“書寫張國榮”也不止這些角度,我的選擇,既基於個人的偏愛,也源於對應哥哥對自我成就的肯定,舞臺上的媚眼與探戈、水影裡的凝神注視、嘴角的*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紅著眼絲的自毀,無論如何是*雨散吹不去的!

在這漫長而艱辛的寫作過程中,首先要感謝兩個後榮迷時期的歌迷組織“哥哥香港網站”及 Red Mission的仗義幫忙,他們慷慨贈予的*集、圖文書、剪報資料、網上留言,甚至海外發行的影碟“特別版”,讓我霍然驚覺“歌迷組織”原來才是“明星研究”第一個重要的“資料庫”,他們收集、儲存、分檔、評議的能耐持續數十年,而且往往夾著許多個人的年代記憶與時代風貌,成為論說的基本材料。此外,他們的熱誠、投入、真摯與無私,也讓我訝然感悟,原來人世間有一種感情是可以超越現實的功用價值、生命的血緣關係,甚至死亡的界線。當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對偶像的傾注與崇敬容不下第三者,當中會有爭持、固執、沉溺、迷亂,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慶幸有機會參與其中,以一個“戲迷學者”的身份共同建立與“張國榮”的關係,是的,是“戲迷學者”(fan scholar),這是盧偉力給我的戲稱,既與任姐的“戲迷情人”遙相呼應,也生動具體地說出了我個人的耽溺,於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論述裡,總認為“戲迷”不適宜當“學者”,因為他 /她的情緒感性會破壞了學術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學者”也不適宜擔演“戲迷”,因為這樣會妨礙論述物件的客觀性 ;然而,我從來都不相信客觀與主觀、情感與理智等二元對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決絕地區分嗎?況且,我也從來不覺得學術研究或學院規範有什麼值得高蹈的姿勢,那些框架、那些空間也不過是塵世間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將我的“張國榮研究”當作詩歌看待,在理論的建構中滲入個人詩化的觀照、抒情的感應,因為研究的物件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筆觸來對待吧?!或許會有人因而不喜歡,但這沒有什麼打緊,他們可以另有選擇,套用張國榮的歌:“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如果寫和被寫的都被命為“異端”,那麼他和她是不必強求的,因為世界雖然細小,但總有容納和照耀彼此的國度!

最後還要感謝小思,自二○○五年四月開始寫作這本書,她一直憂慮我的健康和精神狀況,見面時的耳提面命,節日裡的書柬留情,都讓我在烏雲密佈、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藍天白雲的召喚,她說書寫來“情根太深,一旦鑄就,不能自拔,不過,如果這是命定,那也無奈”。也許小思是敏銳的,我在進行“危險的寫作”,是在追尋張國榮的身影中鑄煉自我,在層層剝褪的人格分裂裡體驗另外一個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