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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而歸納他終極的藝術成就。當然，沒有一個藝術家能憑空產生自己的風格，而是年月層層的沉澱、經驗點滴的積聚，才能攀上藝術險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蹤張國榮後期的藝術版圖時，也必須常常回顧他前期試練的痕跡，例如九○年代對鏡獨舞的阿飛，如何在八○年代的《烈火青春》裡早已現身，或銀幕上風情意態直逼如夢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樣迴響電視時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這些回溯，是為了聯結歷史，也為了印證今昔！另一方面，“書寫張國榮”也不止這些角度，我的選擇，既基於個人的偏愛，也源於對應哥哥對自我成就的肯定，舞臺上的媚眼與探戈、水影裡的凝神注視、嘴角的*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紅著眼絲的自毀，無論如何是*雨散吹不去的！

在這漫長而艱辛的寫作過程中，首先要感謝兩個後榮迷時期的歌迷組織“哥哥香港網站”及　Red　Mission的仗義幫忙，他們慷慨贈予的*集、圖文書、剪報資料、網上留言，甚至海外發行的影碟“特別版”，讓我霍然驚覺“歌迷組織”原來才是“明星研究”第一個重要的“資料庫”，他們收集、儲存、分檔、評議的能耐持續數十年，而且往往夾著許多個人的年代記憶與時代風貌，成為論說的基本材料。此外，他們的熱誠、投入、真摯與無私，也讓我訝然感悟，原來人世間有一種感情是可以超越現實的功用價值、生命的血緣關係，甚至死亡的界線。當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對偶像的傾注與崇敬容不下第三者，當中會有爭持、固執、沉溺、迷亂，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慶幸有機會參與其中，以一個“戲迷學者”的身份共同建立與“張國榮”的關係，是的，是“戲迷學者”（fan　scholar），這是盧偉力給我的戲稱，既與任姐的“戲迷情人”遙相呼應，也生動具體地說出了我個人的耽溺，於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論述裡，總認為“戲迷”不適宜當“學者”，因為他　/她的情緒感性會破壞了學術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學者”也不適宜擔演“戲迷”，因為這樣會妨礙論述物件的客觀性　；然而，我從來都不相信客觀與主觀、情感與理智等二元對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決絕地區分嗎？況且，我也從來不覺得學術研究或學院規範有什麼值得高蹈的姿勢，那些框架、那些空間也不過是塵世間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將我的“張國榮研究”當作詩歌看待，在理論的建構中滲入個人詩化的觀照、抒情的感應，因為研究的物件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筆觸來對待吧？！或許會有人因而不喜歡，但這沒有什麼打緊，他們可以另有選擇，套用張國榮的歌：“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如果寫和被寫的都被命為“異端”，那麼他和她是不必強求的，因為世界雖然細小，但總有容納和照耀彼此的國度！

最後還要感謝小思，自二○○五年四月開始寫作這本書，她一直憂慮我的健康和精神狀況，見面時的耳提面命，節日裡的書柬留情，都讓我在烏雲密佈、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藍天白雲的召喚，她說書寫來“情根太深，一旦鑄就，不能自拔，不過，如果這是命定，那也無奈”。也許小思是敏銳的，我在進行“危險的寫作”，是在追尋張國榮的身影中鑄煉自我，在層層剝褪的人格分裂裡體驗另外一個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