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可以說是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職守了!

陛下要想實行王道,首先應該講求的是道德道義,最後迫不得已才去動用刑罰。還有就是凡事要先講仁義,最後再去談利益。然而陛下卻把這些東西的順序都給弄反了!這樣做的後果是萬事萬物的運轉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說,宰相的職位自古以來都是在論道中經營邦國的,如今陛下您讓中書省只能機械地執行條例司的文書,而把中書省的職權徹底地給剝奪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於時機還未成熟就強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業要循序漸進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講究情理了,而是靠著君主的權勢和賞罰的威嚴,威逼著人們去做事。

蘇軾甚至還舉例說:按照常識,用斧子強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會劈開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紋理去強劈,說不定斧子還會被劈捲刃的(有點威脅的意味)。

如今陛下強令農民向官府借貸青苗錢,與商人爭奪利益,天下人都認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卻認為此是義舉。而近來推行的助役、均輸等政策,加之軍隊中嚴懲逃兵的政策,驟然輕率地執行,都是非常危險的。

至於蘇軾與宋神宗的關係,那也是極為微妙的:

在文學上,宋神宗對蘇軾的才華一直是非常欣賞的。

據《庚溪詩話》記載,宋神宗曾問大臣自古以來誰的才華可以與蘇軾相比,大臣回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認為李白的才華雖高,但學問不如蘇軾,這表明宋神宗對蘇軾的文學造詣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政治上,蘇東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議,儘管他的建議大多合理且出於公心,但由於宋神宗執政經驗不足,且對變法的強烈願望使得他對蘇軾的建議由好感轉為厭惡。蘇軾的直言不諱和多次上書反對變法,使得宋神宗對他的印象逐漸惡化。

因為宋神宗上臺接手的江山,朝廷內外的危機已達到頂峰狀態,冗兵、冗官,冗費情況日益加深,國家財政陷入特別困難時期。外有強敵壓境,只能透過歲幣的方式賄賂對方,內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義,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懼。

所以,他對富國強兵有著強烈且真切的願望。親政之後,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相,開始籌備變法運動。

蘇軾的一生經歷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宋神宗,“烏臺詩案”幾乎推毀了蘇軾積極入世的思想,而造成這樣的結局,與宋神宗對蘇軾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

但宋神宗終究還是年輕,執政經驗不足,好幾次都下詔鼓勵別人提意見,這本來就是做做樣子,就和當今企業裡面,搞個“總經理信箱”掛在牆上,說是歡迎大家多提意見,但真的能去提麼?

然而蘇軾就不客氣了,他不僅提了意見,還受到宋神宗的表揚。

熙寧二年(1069)五月,蘇軾對王安石建議神宗改變科舉、興學校、罷詩賦、明經諸科的做法說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摺之後,很是高興,於是就面召蘇軾論當時政令的得失。

蘇軾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的缺點,宋神宗聽後有點驚訝,因為蘇軾是第一個這麼直白跟他說,但是宋神宗還是表揚了蘇軾,“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這也是蘇軾與宋神宗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唯一一次見面。

這次見面對蘇軾影響很大,宋神宗給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識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讓自己實現“志群堯舜”抱負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覺悟上粗線條的蘇軾並沒有覺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緒變化。

果然在第二次進言時,宋神宗對蘇軾由好感,轉為有些厭惡了。

我們知道,雖然蘇軾說得有道理,上書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