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杭州下轄錢塘、仁和、餘杭、臨安、於潛、新城、鹽官、昌化共八個縣,杭州的府治在錢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幹部。

沈立,字立之,藏書家、水利學家(這有點猛),歷陽(今安徽和縣)人。

老沈透過採集大河事蹟以及治河過程的古今利弊,著有《河防通議》一書,是我國論述河工技術最早的著作,後來治河的官員都時常以此書為根據。此人先後曾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等。

在以沈立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中,張靚(字子明)與俞希旦(俞獻卿之子,丹徒人)為變法集團派來的監司。

監司是有監察州縣之權力的地方長官,宋時的轉運使、轉運副使、轉運判官與提點刑獄、提舉常平都有監察該轄區的官吏之責,這些人統稱為“監司”。

歷朝歷代的王朝,對於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進行全權把握的,這也是一種中央對於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組織負擔了大量的任務,比如說經濟、治安、司法等等。中央為了能夠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資訊,監司就成為了一個主要的機構。

地方上的各種資訊都會透過監司直達中央,監司可以直接越過州守直接上報皇帝以防止資訊渠道的矇蔽,同時監司也會提供諫言,成為當時朝廷上下一種別樣的諫言渠道。

但是,面對王安石集團的這兩個鷹犬與爪牙,蘇軾是深惡痛絕的。蘇軾在給蘇轍的贈詩中,把這兩個人稱為“陽虎”(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毫無疑問地,這日後也成了變法派人士攻擊蘇軾的藉口了。

在杭州任職的官員中,蘇軾的老朋友還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楊),睢陽人,時任兩浙路提點刑獄(相當於現在的法官兼檢察官)。

兩浙路是北宋時期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包括十四州二軍:常州、蘇州、潤州(鎮江)、杭州、湖州、秀州(嘉興)、越州(紹興)、明州(寧波)、台州、婺州(金華)、衢州、睦州(建德)、溫州、處州(麗水)和江陰、順安二軍。

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蘇省南部的蘇錫常鎮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與杭州,是宋時經濟和人口最發達的一路。

前宰相呂蒙正之孫、河南洛陽人呂仲甫(字穆仲)時為杭州教官,後任觀察推官。

濟州鉅野(今屬山東鉅野縣)人晁端友(字君成)為新城(今富陽新登鎮)縣令,多有善政。端友同志擅長詩詞,在新城時,邑中勝蹟,多有他老哥的題詠,此人與蘇軾志同道合,極為友善。

老晁這個人,我們也許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兒子晁補之卻是個較為知名的人物,其為“蘇門四學士”(另有黃庭堅、秦觀、張耒)之一,小晁此後曾任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有著當時頂配的手藝:工書畫,能詩詞,善屬文。

十七歲那年,父親到杭州做官,小晁也隨同前往,於是他薈萃了錢塘山川風景人物的秀麗,寫成了《七述》一書,被父親帶去面見杭州的“二把手”——通判蘇軾。

蘇軾原先對此地風物也想有所感賦,讀了小晁的《七述》後,也學著李太白麵對崔灝《黃鶴樓》詩的境況——不由得讚歎道:我可以擱筆了!

蘇軾稱讚小晁的文章寫得博雅雋永瑰偉很有說服力,超過一般人不止一點點,以後一定會顯名於世的。果然,從這以後人人都知道了晁補之的名字。

陳舜俞的女婿、錢塘人周邠(字開祖),其時任錢塘縣令。此人年長蘇軾一歲,是個陪同蘇軾在杭州西湖邊流連了三年的鐵桿之一。

李杞(字堅甫)其時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發運司勾當公事。勾當為主管之意,公事就是朝廷之事,公家之事。 這位老李,後來也不幸因唱和蘇軾的詩詞而受到牽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