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橫空出世的王安石(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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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得“草聖三昧”。
可蘇軾認為“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石蒼舒醉墨堂》），認為人一旦開始認識字，對世事就開始患得患失起來了。自己對於書法的認識則是“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同上），這也是對宋人書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頤在赴福建路建州錢監（監督錢幣的鑄造和流通的官職）任之前，來找蘇軾求詩及草書。蘇軾在鳳翔時，還是武功令的王頤（字正父）就與之相厚，還送過蘇軾一方“鳳咮硯”和一隻盛放舍利的龜形銅盒。
面對故舊，蘇軾欣然提筆作了首詩贈與王頤，至於草書，蘇軾借用了東漢書法家張芝“下筆必為楷，則匆匆不暇草書”的典故，對王頤開玩笑說，我就留一首詩道個別算了，至於草書嘛，成天光寫楷書了，我也覺得真是沒時間來寫。
熙寧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詔要求商議學校貢舉之法，命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等臣僚一個月內要把商議的結果匯總後報告朝廷。
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筆，其目的是要著意變更貢舉之法，即今後考試不再考詩賦和明經諸科，考進士就以經義和論策為主。
作為政治任務，五月間，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的身份寫了一篇狀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蘇軾認為，獲得人才的方法，在於瞭解人的才能。而瞭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貢舉制度已經實行了百年，有人主張實行策論考試而罷去詩賦專案，從語言的文辭來說，策論有用詩賦無用，而從國家的政事來說，詩賦和策論則是均為用處的。
那些個進士日夜研習儒家經傳，兼修子書、史書，可以說是博覽群書、融會貫通了，但一旦從政，這些東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當代著名作家餘華好像說過：你仔細想想,哪次滔滔不絕後帶來的不是悔恨!
所以說，擅長“直抒胸臆”的蘇軾在上奏之後，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戰戰兢兢，“伏候敕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