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朝中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上書言蘇軾謗訕朝政,御史臺檢會送到所謂的“罪證”——《錢塘集》後,朝廷方下詔知諫院張璪及李定著手辦理此案。

朝堂上方下詔,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罷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驅離官齋。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定上書的大意為:

湖州知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如今聖上新擢進的官員,大多與蘇軾不合,所以說蘇軾自度自己終不為朝廷所用,攜怨懷怒,大加詆譭,還把這些個情緒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譏,有的是寶梁之比,訕上罵下,實為法所不宥。

在李定的眼裡,蘇軾共有四項當誅的罪過:

一是蘇軾當初釋出一些奇談怪論時,聖上並沒有追查是想讓其改過,但他屢教不改、我行我素。

二是陛下已經給足了蘇軾改過的機會,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經傳播中外,造成的影響無法挽回。

三是蘇軾所作的文章,雖然談不上有什麼道理,但是煽動性極強,足以鼓動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謂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

四是蘇軾熟讀史傳,難道不知道事君有禮,訕上者誅。陛下修明政事,他卻因為一己之私,公然詆譭。

文末,李定很憤怒地總結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為之大變革之時,尚有蘇軾之流虛名浮論,足以撼動眾人,實在是該殺。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權監察御史裡行舒亶上書說:

蘇軾的《謝上表》裡,多有譏諷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頌;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來,持有異論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過是作文發洩一番,或者只是陽奉陰違,坐觀其變而已,至於像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上罵下,不具備人臣之節操者,到蘇軾這裡,沒有人能望其項背了。

比如,陛下發青苗錢惠民,他就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修水利,他就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嚴謹監禁,他就說“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上詩句均出自《山村五絕》)

舒亶還說,蘇軾這些胡言亂語,無一不是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歷數歷朝歷代,君主們難免會有失徳之行,違道之政,而那些逆節不軌之臣,難道就可以為了證實其短而動搖人心嗎?

希望陛下能體先王之義,動用治世之重典,將蘇軾從重發落,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上書說:

蘇軾的《湖州謝上表》裡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謝上表》中的那段話,從中大做文章,並給蘇軾扣上了一個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嘆驚。”

何正臣繼續說蘇軾的壞話,他說,蘇軾的人品有問題,哪裡有個天災他就說是新法鬧的,哪裡出現了饑荒他也說是新法鬧的。而且還寫詩文來攻擊改革的新法,他的詩文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很大,他本人卻還沾沾自喜。

面對御史臺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無端指控,蘇軾究竟是怎麼得罪他們了,非要把蘇軾置於死地。

關於這個問題,若是從御史臺的那幫人的身份來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從王安石不再主持變法的事務,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為了變法的主要負責人,也是宋神宗推進新法的堅定支持者。而蘇軾卻是一個保守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