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官場險惡下與王鞏的鐵血交情(第3/3頁)

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與王鞏的友誼。

元豐年間，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政敵誣陷，被貶到黃州，他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常常收到王鞏的書信，信中充滿了關懷和鼓勵。在黃州的日子，蘇軾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個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黃州城始，心中感慨萬千。回到住處，他提筆寫下了一首詩，寄給遠在京城的王鞏，信中訴說了自己的困境和對友誼的珍惜。

王鞏收到信後，立即回信安慰蘇軾，並表達了對他堅定不移的支援。王鞏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對文學的熱愛始終未減，他曾任太常博士、揚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職位，雖官職不高，卻在政壇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王鞏一生對仕途沒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摯豪義，用滿腔熱忱活躍於北宋中後期的政壇，深受時人敬服和推崇。

王鞏在文學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著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王定國文集》、《清虛雜著補闕》等書籍。這些作品記錄了他的見聞與思考，展現了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鞏在北宋中後期的歷史上，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在政壇上春風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氣，以及與蘇軾兄弟的真摯友情，都為同時代人所欽重。而且他一生勤於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傳至今的人。不過，王鞏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蔭，初時補為校書郎（也就是說，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是走後門者）。

有一天，王鞏得了唐朝僧人釋僧藏的七張紙本的傳世真書，來求蘇軾為其藏本後面來一篇跋文，這種傳世的紙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鞏絕不是凡人，其爺爺王旦（字子明）貴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時位列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諡號“文正”。其外公乃張士遜（字順之），襄州陰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張士遜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詩人，官至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贈太師，兼中書令，諡號“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優詔拜太傅，進封鄧國公（今河南鄧縣一帶）。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紙本的珍貴，之所以把珍貴的東西拿出來讓蘇軾來題跋，可以知道蘇軾在王鞏心中的分量了吧。

蘇軾題寫了跋文後，王鞏又取出來一方從他外公處得到（順走）的一方硯臺，也想讓蘇軾在題寫一篇硯文。不管咋說，從今天略帶歷史眼光的角度來看，王鞏同志還是挺會找人，挺有眼光的，我們不服都不行。

蘇軾接過硯臺，左看右看，再把王鞏上下打量一番。心裡想，這方硯臺是一個鄧國公（外公）的遺物，而眼前的王鞏卻是魏國公（爺爺）的一個遺物，兩個都是寶貝。這方硯會使人想起鄧國公張士遜的德行與高壽（卒年八十六歲），而看到王鞏，又會使人想起魏國公王旦的斐然文采與仁愛品格。於是，就把這個真實的想法化成了《鄧公硯銘》（把兩件遺物放在一起闡述了一番）。

說起來，這件事做得還挺有創意的，也屬實符合蘇軾的文人天性。

這一時期，蘇軾還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難），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勳臣王審琦之曾孫，也與蘇軾有交。後來的元佑三年（1088），這位王克臣以朝議大夫的身份出知鄭州，故後人稱之為王鄭州。